[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8(2013)05-0087-11 军统在抗战中的活动，是在蒋介石集团采取的抗战路线指引下实施的。在整个抗战中，军统既进行了积极的抗战，又进行了消极的抗战。这种“双重性”的行为特征，对整个抗战形势曾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一、军统组织机构的形成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或军统局)，是继CC团①之后，于1938年3月正式成立。1928年，蒋介石时任南京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期间，为加强军队的军政素质教育，特委派前黄埔军校教育长王柏龄组建“军事杂志社”，在南京设总社，其它各大城市设立分社。以推销《军事杂志》作掩护，实为搜集各地方实力派的军事情报。1930年底，蒋介石免去了王柏龄的职务，改派胡靖安、戴笠负责“军事杂志社”工作。1931年初，戴笠向蒋提议建立正式的情报调查机构，得到蒋的首肯。“陆海空军总司令部调查室”建立，胡靖安为主任，戴笠为副主任。1931年9月，蒋介石重兵对苏区中央根据地组织三次疯狂围剿均以失败告终。与此同时，蒋介石打破了军阀割据的格局，形式上实现了统一。但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矛盾重重。“在那期间，国民党的领导层陷入了空前的混乱。蒋软禁了胡汉民、汪精卫、孙科等，在广州建立了一个与南京相分离的政府……9·18事变，实际上没有遇到中国人的抵抗。”②此时，蒋介石内外交困被迫下野。1931年11月，蒋召集黄埔学生贺衷寒、邓文仪、康泽、桂永清、滕杰、郑介民、戴笠等十余人训话说：“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压迫我们，共产党又这么捣乱，我们党的精神完全没有了，我们的革命一定要失败！”③言谈中授意建立秘密组织，以“拯救党国”。滕杰等人按蒋意旨，谋划在“极端秘密的原则下，以黄埔学生为骨干，建立一个意志统一、纪律森严、责任分明和行动敏捷的组织，进而去领导全民。”④这个组织定名为“中华复兴社”。1932年3月在南京正式成立，蒋自任社长。4月，成立其内层组织“三民主义力行社”。力行社政纲宣布：“蒋介石是国民党唯一的领袖，也是中国唯一的领袖，党员必须绝对支持他，听从命令，以他的意志为自己的意志。”⑤力行社吸收了很多热血青年参加组织活动并使其核心部分保密，在其外围建立了“革命军人同志会”和“革命青年同志会”两个二级组织，又在二级组织外围建立了范围更广的第三级组织“蓝衣社”。力行社设有干事会和检察会，蒋亲自核定干事13人，检察5人，以贺衷寒、康泽、滕杰为常务干事，周复为检查会书记。由于社会上并不知道“力行社”的存在，故把“力行社”称为“复兴社”。在蒋认为，情报“尤其为政治斗争的主要武器”⑥。“力行社”一成立，就聘请德国顾问为总社干部培训情报人员，并在总社下设特务处，专门用来搜集中共及反蒋派别的情报。1932年初，蒋在江西“剿共”时，还专门建立了一个搜集中共苏区情报的“谍报科”(后改称“南昌行营谍报科”)。该科以侍从秘书、力行社干事邓文仪兼任科长。1932年3月，南京国民政府又将“陆海空军总司令部”改组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陆海空军总司令部调查室”随之更名为“军事委员会调查室”，后又扩充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由陈立夫领导。1932年4月1日，特务处正式挂牌，首任处长桂永清，不久戴笠继任处长。因为力行社成立前，戴笠已在主持一部分情报工作。特务处不同于先前成立的“调查室”，“调查室”主要是从事侦察与情报活动，而特务处则从事全面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等特务活动。特务处的成立，标志着特工组织已初具规模。随后，戴笠便运用力行社的力量壮大特务处组织系统。其机构组成人员，至少1/3以上是由力行社的组织关系而来。“探本溯源，力行社实开其先河。”⑦特务处成立之际，国民党内已有一个特务组织，就是由陈立夫领导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因为特务处为一秘密组织，不便于利用军警力量公开活动，经费也不易解决。因此，1932年9月，蒋让戴笠兼任“军统局”第二处处长一职。“军统局”是政府法定机关，有正式的编制和经费预算。这样一来，特务处不但活动经费得到了解决，而且还可以利用“军统局”第二处的招牌来扩充实力，又具有独立性，不受陈立夫控制，可谓一举三得。1934年夏，由于航空署长徐培根纵火焚烧南昌飞机场一案，南昌行营谍报科工作不力未及时破案，蒋怒撤邓文仪谍报科长职务，派戴笠到南昌收编谍报科。南昌行营谍报科被收编后，徐州、武汉行营谍报科及浙、赣、鄂、皖、桂、黔、陕等省的保安处谍报股(有的称“调查股”或“第四科”)先后由特务处掌控，进一步扩充了特务处的组织力量。由此，特务处的势力渗入国民党军事机关及地方保安系统。至1937年底，其“直属工作单位已增至六个区，二十余站，一百数十个组队，编制工作人员达3600余人，并拥有电台200多部，配置遍布全国各地。”⑧ 1938年3月29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会议宣布解散CC团，设立三民主义青年团，蒋自任团长；会议还决定由陈立夫领导的大杂烩式的“军统局”第一处扩充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徐恩曾任副局长(主持工作)。第二处升格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力行社特务处并入其中。蒋介石指定侍从室第一处主任贺耀祖任局长，戴笠任副局长(主持工作)，通常人们所说的“军统”，就是指戴笠领导的军统局。1938年8月，戴笠将原“军统局”第二处的各科、股升格为处，军统总部在武汉正式挂牌。10月，武汉失守，军统局本部迁至重庆。戴笠呈准蒋介石，逐步调整机构，扩大编制。其先后控制了运输统制局监察处、财政部缉私署、军委会航邮检查处、军委会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财政部货运管理局等政府部门的实权，以及交通警备司令部9个团和上万人的缉私武装。从1938年3月开始，军统还先后在临澧、黔阳、贵州、兰州、重庆、汉中等地开办各种训练班；5月，成立“忠义救国军”和“武装别动队”；“还有若干地方武装，及约80万伪军，在其控制动用之中。”⑨“当其盛时，戴氏部属，遍及全国，武职中少将人员，辄以百计。”⑩1942年4月1日，特务头子康泽参观军统展览室、陈列室后，惊讶地感叹：“戴笠的军统组织系统庞大得太惊人！”(11)仅至1943年，军统“拥有各式电台569座，特工单位709个，均遍布于全国各地。”(12)抗战进入后期，军统“罗家湾本部工作的直属特工就有1500余人，军统成员超出4万余人。”(13) 二、军统在抗战中的作为 军统积极的抗战，是国共两党正式合作共同抗战建立后，由国内战争转向一致对外和国民政府对日宣战的政策指导下实施的。 “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进一步加重。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掀起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在全国抗日高潮的影响下，蒋介石在军事上作了紧急部署，并表示：“早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但另一方面他又表示：愿意“由地方当局，与日军代表折冲，期事件之早日和平解决。”(14)反映了蒋介石内心深处极度矛盾的心态。7月11日，蒋在庐山召开国防会议，邀请中共代表周恩来参会，7月15日，周恩来代表中共向国民党递交了“关于公布国共合作的宣言。”(15)表示：“红军主力，准备随时调动抗日，并已下令各军十天内准备完毕，待命出动。”(16)7月17日，蒋在庐山发表“庐山谈话”，表示“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均有抗战守土之责”。毛泽东曾指出：蒋介石的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因此，受到了我们和全国同胞的欢迎。”(17)7月31日，国民政府释放了抗日七君子等政治犯。8月20日，蒋由庐山返回南京。其后，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应邀出席最高国防会议，同蒋在南京就红军改编后的人数、设立总指挥部和保持独立自主等问题，继续进行磋商。由于淞沪和华北战场形势紧张，蒋被迫同意了中共关于红军改编的主张。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11日改称第十八集团军，划归第二战区序列，朱德担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8月23日，中共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第二次宣言》，支持蒋8月17日的谈话，并提出了立即实行全面抗战的七项办法。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任命朱德、彭德怀为八路军正副总指挥(9月11日改称正副总司令)。下辖第一一五师、一二○师、一二九师，共46000人，迅速开赴恒山地区抗日。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开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9月23日，蒋发表对中共宣言的谈话，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10月2日，根据两党协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将南方八省13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下辖4个支队，共10300人。国共携手合作抗日，其意义之大是无法估量的。正如宋庆龄所说：“我听到这个消息，禁不住感动得热泪纵横。”“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18)蒋对日宣战的决心，使国共两党携手激发了全民族的抗战高潮。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军统便实施了积极的抗战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