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抗日战争获得最后胜利。然而，因为中国国内政治分裂与国共斗争的现实，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对日处置，不似在其他同盟国那般纯粹与简单，而是掺杂进诸多复杂的政治考量。国共两党都将抗战胜利视为本方未来发展的契机，从而都在全力争夺战后政治的主导权，由此而引发的矛盾纠葛，并不比抗战时期更易解决，甚而毋宁说更复杂更激烈。对于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的领袖蒋介石而言，同样如此。抗战胜利给蒋介石带来由衷的喜悦与欣慰，同时也带来新的纠结与烦恼。在蒋介石的心目中，中共取代日本，成为他在考虑处理战后中国诸般问题时的头号对象，而本来是战争结束后首先需要直接面对的对日处置，却因此而受到严重影响，甚而不时退居蒋介石决策的后台。本文以《蒋介石日记》为中心，讨论蒋介石战后对日处置的双面性，藉以观察战后中国复杂政治的多重面相。① 一、胜利的喜悦 当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时，蒋介石的心情充满着胜利的喜悦，只是因为当时远在莫斯科的中苏条约谈判正在即将签约的关键时刻，需要蒋分心随时给予指导，或多或少牵扯了蒋的精力，故在蒋氏日记中，反而没有更多的表述。直到9月日本先后向同盟国和中国正式签署投降书之际，蒋介石才在其日记中连续表述了自己的喜悦之情。 1945年9月2日，日本在东京湾的“密苏里”号战舰上签署投降书，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雪耻的日志不下十五年，今日我国最大的敌国日本已经在横滨港口向我们联合国无条件的投降了，五十年来最大之国耻与余个人历年所受之逼迫与侮辱至此自可湔雪净尽。”② 9月3日，是同盟国方面战争胜利纪念日，蒋介石巡视重庆市街，自记曰：“十一时半由军委会起检阅，沿途民众其发乎内心之一种情绪，对余所表示敬慕爱戴之精神，狂欢热烈，实非笔墨所能形容，卅年之苦心与奋斗，惟见此略得宽慰耳。”③ 9月9日，中国战区受降仪式在南京举行，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本日为革命第一次在广州起义纪念日，而日本在南京投降典礼正于今日举行，实为本党五十年革命光荣与胜利的一日。”他还在当周的周记中，再次将9月9日称为“我国最光荣、最快乐之一日”。④ 在对日本实现全面抗战前后，蒋介石曾经过政策的调整，在他认为“最后关头”未到之时，对日本也不无妥协让步，为此，蒋介石曾经备受国民党内外各方势力及舆论之责难，也曾经受到日本的轻视与侮辱。值此抗战胜利之际，蒋介石总算可以扬眉吐气，一抒胸中之积郁。12月11日，蒋介石飞到北平视察，当日记载说：“城池之伟大壮丽，可爱极矣。一别十年，而今又得莅临，回忆往日在平约见日军驻华司令梅津而不之理，侮辱备至。今在日寇缴械之降，然后重来此地，其情绪自不相同。”⑤ 12月17日，蒋介石“阅报得悉，日本战俘、七七时之首相近卫文麿，曾扬言非打至蒋某屈膝不休者，昨已自杀。黑龙会首领之一、《朝日新闻》社长绪方竹虎亦以战犯惧审而自杀。近卫实为七七战事之祸首，余以其非武人，故未列其战犯名单之内，而美国仍列其为战犯而不能幸免，是诚所谓天网恢恢矣”。⑥ 直到1945年底，蒋介石在回顾当年诸事时，还兴奋地写下了“中华民国最大之敌寇日本帝国主义已被消除，感谢上帝！”⑦ 蒋介石对于日本投降的喜悦之情，可以理解为发自内心的、由衷的情感。日本侵略，不仅给中国带来无穷的灾难，即便对蒋介石个人而言，其间也历经许多磨难，甚或是危及个人身家性命的极度危险。在战时首都重庆，日本飞机的轰炸，使重庆市民遭受惨重的牺牲，而即便是作为国家领袖，蒋介石同样也需要不时进出防空洞，也不能完全脱离日本飞机轰炸的危险。据他记载，1941年8月2日，日机“连炸四日而且时间每日连续在八小时以上，民众在防空洞辛苦极矣”；11日，“晚十时睡后，子刻起敌机又终夜不绝，连炸三次……梦中但觉炸弹与机声时起，震动寝室而已”；30日最为危险，蒋介石夫妇在重庆的官邸遭遇日机空袭，蒋“被炸未伤，而妻在北洞口只差数秒时间，几乎只隔三步，其危更甚。”“以此推想，重庆全市之同胞，乃至全国各城市被炸受难之同胞，其精神与体力之苦痛困难更不堪设想矣。”“每念同胞之惨悲，不啻泣鬼神而动天地。如此民族，若再不复兴，则宇宙正气灭绝，公理沉沦，岂复有人类生存可言乎。呜呼，浩气长存，中华永世之基础，全在此民族绵延一线之正气乎”。⑧无论是作为身受日机空袭危险的个人，还是作为国家领袖对于治下民众的一份责任，蒋介石的如此表述都是完全合乎其内心反应的。所以，当胜利最终来临，曾经残暴的日本军队不能不向中国缴械投降，中国民众也包括蒋介石本人，再也无须担忧日本飞机的夺命侵扰，蒋介石的胜利喜悦与民众的胜利喜悦是一致的、同步的。 二、“以德报怨”的得失 虽然蒋介石在日记中表露了他对抗战胜利的内心喜悦，但是，这种喜悦并未完全表现在他的公开言论中，相反，他在抗战胜利后的对日公开言论，却表现出一定的克制和收敛，态度基本是平和宽容的。 1945年8月15日，蒋介石在为日本投降发表的演讲中提出：“我中国同胞们须知‘不念旧恶’及‘与人为善’为我民族传统至高至贵的德性。我们一贯声言，只认日本黩武的军阀为敌，不以日本的人民为敌，今天敌军被我们盟邦共同打倒了，我们当然要严密责成他忠实执行所有的投降条款，但是我们并不要企图报复，更不可对敌国无辜人民加以侮辱，我们只有对他们为他的纳粹军阀所愚弄所驱迫而表示怜悯，使他们能自拔于错误与罪恶。要知道如果以暴行答复敌人从前的暴行，以奴辱来答复他们从前错误的优越感，则冤冤相报，永无终止，决不是我们仁义之师的目的。这是我们每一个军民同胞今天所应该特别注意的。”⑨过后，蒋介石在这里说的“不念旧恶”和“与人为善”，被称之为“以德报怨”，虽然蒋介石当时并无这样的表述，但是，他自己以后也认可了这样的说法。1946年3月21日，蒋介石接见中国驻日军事代表团团长朱世明，指示“对日本所持‘以德报怨’政策之要点”。⑩故此，“以德报怨”也可以被理解为蒋介石战后对日政策的基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