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304(2014)01-0046-06 生命个体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被深深打上了地域的烙印，这个烙印如同人的胎记一般鲜明而富有意义。更确切地说，地域文化对一个人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它对生命个体特性的形成与塑造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地域特征是一个作家鲜明个性的关节点之一，作家在其创作中会或多或少地显现出某种地域性的特征。对作家而言，对脚下那片土地的熟悉与彻悟是自身创作的源泉，“生于斯，长于斯”既是作家生活的基点，也是其文学创作的起点和自身独特性的落脚点。在常人看来，新疆总被蒙上一层厚重的神秘感，往往激起人们对这一边地世界的神奇想象。对成长于这片地域上的作家董立勃来说，他的与众不同与新疆这一特殊的地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较而言，多数当代新疆作家对脚下这片沃土的倾力抒写，热衷于表现边地新疆特有的地域特征与民族风情，并满怀激情地对边地世界奇异与神秘进行纯美想象与浪漫抒怀。而身为新疆本土作家的董立勃却把宏阔的视野投向脚下这片赖以生存的边疆热土，以其丰沛的热情与那载满温情的文字勾勒出与物欲横流、享乐盛行的都市世界截然不同的充满诗意的屯垦家园。当浓郁的边地风情进入文学视野之后，给人们带来不仅仅是供猎奇的、粗犷的民族与风景，更是一种雄浑阔远的美学范式与苍凉深沉的悲剧精神。对有着透彻生命体验与丰富人生阅历的董立勃来说，新疆兵团那片火热的土地是他走进文学殿堂的起点，也是其文学再现的着落点，他用那饱蘸真诚之笔将蓄积于胸中许久以来的激情挥洒在对这片热土动情的描写上。 董立勃大多数的小说都是围绕“下野地”这片独特的区域展开的，他笔下的“下野地”既有荒原般的苍穹戈壁，更有生活在这片神圣土地上的那些粗犷真情、纯洁朴素的“屯垦战士”们，每每面对像“下野地”这样的丰富存在，人们才会感受到来自边地世界质朴而浓烈的崇高与悲壮，董立勃总是有意识地通过对“下野地”这一特定时空的叙写来表达面对人生的一种基本态度与理想境界。 一、“下野地”的诗性维度 “下野地”——新疆腹地的一个军垦农场，正如董立勃小说里所描述的，“下野地是一个地方，也是一个农场。地方很古老，没有人知道已经存在多少年了。……下野地，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一片很大的荒野，也叫戈壁滩。这样的地方，新疆多得很。它们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叫的名字不一样。同样，下野地农场，也是平常的农场，此时，和它一样的农场，在天山的北边和南边，至少也有一百个。”[1]以说，像“下野地”一样的农场遍布新疆各地，它们正是作为西部边地的一个个军垦农场进入人们的阅读视野，由此也构成作家叙述新疆兵团的生命底色。董立勃对“下野地”的着力塑造，是一种对刻骨铭心生命体验的炽热表达，他能够把深切的生命记忆、人生经验、世界想象以及日常情感化成丰富自足的美的小说文本。这些文本渐渐凝聚成一个独具特点、极富时代特征的艺术空间，在这里作家的想象力得到任意的发挥，丰富的情感得到恣肆的张扬，而这些也使得董立勃的小说世界越来越独特、越来越富有个性化、人情化的色彩。董立勃以独特的艺术构思、丰满的故事情节、简约的叙述语言，塑造出一个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生存于特殊时空下具有鲜明个性的“屯垦战士”群像。而这些“垦荒战士”们的命运又与那个特定时代紧密结合，尤其是基层团场里年轻女性的命运，正如《白豆》中的白豆、《静静下野地》里的了妹、《烈日》中的梅子、雪儿等等，小说通过展示她们在背负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下，敢于直面人生，敢于正视现实的苦难境遇，表现出她们勇于生、执着爱和不畏死的勇气以及对生命尊严、爱情自由的坚守和捍卫。这些生活于“下野地”的女人们，面对生命中的意外横祸，面对复杂多变的生存环境，在理想与现实、信仰与幻想、激情与理性、忠诚与背叛间痛苦挣扎与艰难抉择着，既不妥协也不屈服，始终以强大的生命毅力坚守自我生命中的善良与真实，从她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时刻绽放着人性美和人情美的巨大光芒。在“下野地”这一特殊的空间里，董立勃用审慎的眼光注视着那个特定时空下、特殊化组织里人与时代、人与组织、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通过揭示人灵魂深处的阴暗角落，不断地拷问人性的是非曲直，丰富地展现人性的多重内蕴，从而完成对人性美、人情美与自然美和谐融合的诗意表达。面对佟队长和一群男人手持钢枪追来，“雪儿坐到了雪地上，雪儿弹起了琵琶。吴克挨着雪儿跪下，雪儿把身子靠在了吴克怀里。吴克轻轻抱住了雪儿的腰。……琵琶的后面是雪儿，雪儿抱着琵琶，雪儿的后面是吴克，吴克把着雪儿。”[2]坚守于心的真爱让雪儿与吴克超越了对死的恐惧，平静之中他们选择了为爱而赴死，赴死前的彼此依偎浸透了一种哀婉的清美。 一般说来，“地域的内涵不仅指山川、土壤、气候等自然现象，还包括与这些自然现象和地面上生存的人类相关的人文现象，它们共同构成了某一地域区别于其他地域的包括自然、风俗、人群性情、价值取向、道德标准、行为方式等独有的文化特色。”[3]身为本土作家的董立勃，没有沉迷于新疆的神秘色彩而自我陶醉，而是紧紧围绕“下野地”叙述着一个个凄美悲情的垦荒故事。“下野地”作为董立勃一直以来所极力营造的特定时空，那里发生的说不尽的军垦故事都发生在人民军队参与建设边疆的初期，一群亦农亦兵的“垦荒战士”，“一边执行战斗队的任务，一边执行工作队、生产队的任务，肃清匪特，保卫边防，开荒种田，开办工厂、学校，修筑公路、铁路，参加地方上的各项改革。”[4]正是这些奠定了董立勃“下野地”的叙事底色，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下野地”世界像是作家董立勃为当代人绘制的一幅充满田园牧歌式的遥远军垦生活图画，由此决定了董立勃小说世界的与众不同。董立勃把小说创作的落脚点一直放在他熟悉的“下野地”，其间不乏透出一股“豪迈感”、“自然美”、“野性美”以及特殊年代的“浪漫风情”。透过对“下野地”或明丽或苍黄的画面呈现，人们渐渐发现作家董立勃在其中楔入了对权利话语的理性批判意识及对特定时空下特定组织里个体悲剧命运的深切观照。就作家成长经历而言，在戈壁荒滩上成熟起来的董立勃，对“下野地”农场一草一木都极其熟悉，都充满着感情，尤其对来自山东、湖南的女兵们更是情深意切，“她们中，有我的亲人，有我的阿姨，还有的女人，我应该叫姐。”[1]如亲情一般的情感始终萦绕在作家心间，还有来自上海、北京、武汉、天津的知青们，以及一些流浪到新疆腹地求活口的“盲流们”，这些加入垦荒的人们以及发生在他们身上关于垦荒的故事都成为董立勃一生中挥之不去的生命记忆。从很大程度上来看，董立勃是一个极具地域特征色彩的作家。他用饱含真情、质朴真实的笔触及这片深情的土地，把对这片热土的厚意浸透笔端努力呈现这片大地之上的一切生灵。 对董立勃而言，“下野地”这一文学空间是独一无二的，极富个人化色彩。董立勃无法摆脱对“下野地”的深深眷恋，无法抵挡大漠、胡杨、戈壁、红柳对自己的深度诱惑。作家对“下野地”的认知、接纳与建构，意味着作家对逝去时光的一种坦诚；对历史岁月的某种追忆，意味着作家对人的最初情感的体认。现实环境下的“下野地”惨淡而毫无生气，但这却愈发使得董立勃力求把“下野地”作为自我精神升华的起点和自我情感寄托的终点，董立勃的“下野地”到处充满脉脉温情。“那个中午，在下野地的一片荒漠上，一匹马，驮着两个年青人在飞奔，一个男的，一个女的，男的叫禹韦，女的叫青青。禹韦坐在前边，青青坐在后边，青青抱着禹韦的腰，把脸贴在禹韦后背上。……马儿往西奔跑。一直往西跑，只要穿过这片荒漠会遇到一条河。……他们会在这里开一些地，会去打猎打鱼，同样，还会生一个或几个孩子……”[5]一介弱书生禹韦跨越内心的懦弱与恐惧，勇敢地将青青从冯汉手中拯救出来，一起奔向遥远的旷野，从此赢得了真爱生命的灿烂春天。董立勃把对“下野地”世界的感觉与认知淋漓尽致地呈现出来，正是源自这独有的通透，彰显了作家身上特定的气质与情怀。自幼从山东来到新疆的董立勃，已在新疆生活了几十年，他既拥有山东人的壮实体格，也具有西部新疆汉子所特有的豪迈与温情。从某种意义上讲，地理上的放逐仅仅是“放逐”的一种最简单的形式。董立勃由山东来到新疆，从大海之边进入边疆腹地，一种被迫的“自我放逐”之感并没有让作家心灰意懒，地理位置的变换为董立勃提供了观察世界的双重视角。拥有双重视角的董立勃在深情自由的边地书写中，慢慢汲取边地世界的精魂，从而不断将处于艰辛与磨难、尴尬与无奈等多重焦虑之中的作家彻底地解放出来，使董立勃的小说创作更具时代魅力与地域胸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