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85年创作短篇小说《白狗秋千架》始，莫言就将他那贫瘠却理想化了的家乡——山东半岛的高密东北乡，作为其虚构世界的中心：“高密东北乡原产白色温驯的大狗，绵延数代之后，很难再见一条纯种。”①依照文面，高密意为“高且密”，一如作者在《红高粱家族》开头所颂扬的家乡的高粱那样。在《红高粱家族》中，作者赞颂了高密乡和乡亲父老们的历史：“故乡的黑土本来就是出奇的肥沃，所以物产丰饶，人种优良。民心高拔健迈，本是我故乡心态”(8/9)②。在莫言的小说中，高密乡并不仅仅是个“自然地理的空间概念”，也是“一个文化地理空间”——即作者所说的“半真实半虚构的文学地理概念。”③这一空间概念在以下这段常被引用的段落中显出其复杂性，它以矛盾修饰法对东北乡进行了描绘：“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2/4)通过比较毛泽东对“最”这一最高级的使用与莫言对其的戏仿，吕彤邻有力地论证了莫言的“语言颠覆”： ……莫言的“最”则展现了一个有着无解矛盾、迷惑与碎片的世界……通过将“最”那矛盾复杂的特质赋予其家乡，莫言将文学形象变得更富辩证性，同时破坏了一种看似相近的话语体系。独一的最高规则不再存在。④ 因此，高密乡被自相矛盾般地描绘为“在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悲喜参半的忧乐园”，同时也是一个庇护所：“庇护着善良、麻醉着真挚的情感的同时，也庇护着丑陋和罪恶”(232-33/181)。在《红高粱家族》中，历史以这种不协调的方式被完美的重构。 这部由五个章节构成的大河小说，以家族中的“不孝子”的口吻讲述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家族史：自十九世纪20年代早期，余占鳌谋杀我奶奶戴凤莲新婚的麻风病丈夫，并成为烧酒作坊的掌柜始，一直讲到1976年我爷爷去世。其中，对十九世纪30年代晚期到40年代早期的战争予以特别关注。小说的主要情节和人物原来源于1938年，由高密西北乡的曹克明与高密东北乡的冷关荣共同领导的孙家口日军伏击战。在此次战役中，日军中将中岗弥高(Nakaoka Mitaka)及其三十八连被歼灭。随后敌军在公婆庙展开了血腥的报复行动：高密东北乡共136名村民遭屠杀，其中一个名为张西德的村民被剥皮“残忍折磨致死。”⑤并且，由县志可知，曹梦九正是历史上确有其人的地方官，他曾下令处死八十余名土匪，其中仅有一人——高密东北乡的郭鬼子试图逃脱⑥。英雄余占鳌的形象则是地方独裁者曹克明与土匪郭鬼子的结合体。 故事的开始与展开同时使用了西方公元纪年法与中国传统历法：“一九三九年古历八月初九”(1/3)，“七天之后，八月十五日，中秋节”(3/4)，“一九二三年腊月二十三，辞灶”(201/157)，如此等等⑦。这种时间的并置将历史同时置于了全球的与地方的文本之中，现代与传统的文明之间，线性与循环的时间概念之内。农业的季节时令(中秋节，送灶节等)使得世界大战与乡村自御的民族救亡具有了地方色彩。 实际上，按照时间先后叙述的秩序已被作者用即兴叙事的碎片——那些过去与未来的闪现完全打破。关乎历史事件的“宏大叙事”往往被角色的内心活动——即回忆、想象、情绪与感受——的“微观叙事”打断⑧。托马斯·英格(M.Thomas Inge)称这种现代叙事技巧“摧毁了历史作为终极可知的真相的观念，并且促使读者自行将故事整合。”⑨在莫言倒错时代的历史编纂之中，历史与其说是“可知的”，莫如说是可感的。“我”这一叙述者对所发生之事的感官似乎是继承自他的父亲：父亲能够在黑暗中看清他同伴的行为与反应，并本能地感觉到队伍是向着东南方向开进的。这种超乎寻常的感受力还体现在对各种不可想象的瞬间的描写中，例如夜里行军时一滴水珠从高粱秸秆上打入父亲口中；一枚小钢弹在我奶奶吃野兔肉时嵌入她的牙缝；一颗高粱米粒在我奶奶被日军射杀倒下后落在她的双唇之间；几颗子弹在月光下缓慢地翻跟头……尽管父亲能直接感受或目击那水珠、高粱米粒、子弹的轨迹，但这其中只有那卡住的小子弹可以获得合理的解释。周英雄(chou Ying-hsiung)将其解释为：“叙述者进入先前年代史诗事件时的超感官的洞察力”，“这实际是最为敏锐的历史意识。”(10) 由于这种感受力，叙述者的声音变得极其复杂：这个无所不在，有时甚至无所不知的叙述者“我”知道其他角色所不知道而“我”也没有可能知道的事情；然而，有时他并不知道他应当知道什么。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过去，无所不在的叙述者是历史编纂的特征，他们的详细叙说以第三人称进行，并且不受时间与空间的局限。然而，在《红高粱家族》中，这个无所不在的叙述者是以第一人称出现的，且能在过去与现实的场景间自由穿梭，从不同角色的角度讲述着事件的种种细节。福伊尔沃克(Feuerwerker)在她的小说分析中指出：“稳定单面的洞察角度感知并描绘‘事实’，而对这一洞察角度的缺乏，进一步削弱了小说是对客观事件的直接呈现这一错误观念；取而代之的是，将小说作为有连续性的叙事，前置为记忆的历史与想象性的重构之间的震荡者与调停者。”(11)能够说明这一观点的是关于奶奶去世两年后出大殡时被挖掘出土的情节，父亲的回忆与其他目击者的记忆起初并不吻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