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他以《艳阳天》、《金光大道》(第一部、第二部)、《西沙儿女》(正气篇、奇志篇)和《百花川》(又名《三把火》)成为“文革”时期“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中的“一个作家”。①在“新时期”，他以《苍生》再度崛起。20世纪末，他以“我是一个奇迹”再招文坛热议②。在中国当代文坛上，浩然的创作经历了“十七年”“文革”“新时期”以来的各个时期，确属“一个”。他的是是非非，毁誉参半，都说明了他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他及其作品无疑是中国当代文坛上的一个独特现象。然而，浩然及其作品的重要性和独特性在当代文学史上则遭遇了尴尬，甚至被驱逐出了文学史，这暴露了当代文学史书写的某些内在困境。 一、历史上的浩然 1956年11月，浩然凭借《喜鹊登枝》登上文坛。浩然初登文坛时，他的作品虽不乏有叶圣陶和巴人等文坛前辈的赞誉，③但毕竟未能暴得大名。1956年至1963年期间，浩然一口气写了六七年的短篇小说，一连出版了十几部短篇小说集。这几年的重复写作也使他陷入了苦恼，他曾向周立波诉说过这种苦恼。④这种寻找突破而不得的苦恼在1962年得到了解决。浩然回忆说：“正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毛主席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象一声春雷，震动了我的灵魂。同时，一位革命理论家指出，我的短篇小说之所以对生活写得不深刻，对人物塑造得不高大，关键在于没有写阶级斗争，没有把英雄人物放在阶级斗争中去表现。这又使我得到具体的指导和启发。我立即整理行装，回到我过去生活、斗争过的地方，又一次投入了火热的斗争生活中。花了两个月的时间，重温了过去的一段生活之后，动手写我的第一部反映农村阶级斗争的作品《艳阳天》……”⑤直至1964年9月，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艳阳天》出版，深受读者欢迎，他才算得上真正扬名文坛。1970年底，他从下放劳动的岗位被上调去大兴县大白楼写王国福的事迹。1972年5月，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金光大道》(第一部)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随后的几年里，他又写出了《金光大道》(第二部)、《西沙儿女》(正气篇、奇志篇)和《百花川》(又名《三把火》)等作品，成为“文革”期间所谓“一个作家”。“文革”结束后的1977年12月，浩然被选为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与此同时，广东的《作品》《广东文艺》等地方刊物开始对浩然在“文革”期间的作品《西沙儿女》(正气篇、奇志篇)和《百花川》(又名《三把火》)进行严厉的政治批判，直至1979年初期，文章总数“近百篇”。但是，党报和国家级刊物很少表态，1978年4月30日的《光明日报》刊发了《〈广东文艺〉等报刊批判〈西沙儿女〉和〈百花川〉》的报道。在这期间，香港《七十年代》、美东《星岛日报》《北美日报》发表了嘉陵(叶嘉莹)的《我看〈艳阳天〉》《〈艳阳天〉中萧长春和焦淑红的爱情故事》《访叶嘉莹——再谈浩然·兼谈〈红楼梦〉(一)(二)(三)》，香港《抖擞》发表了程步奎的《浩然短篇小说中写景的成就——读〈春歌集〉札记之一》等文章，从文学艺术角度高度地评价了浩然的小说创作。香港《文汇报》《争鸣》分别有《浩然在京郊写作〈金光大道〉第四部》《浩然是“四人帮”人马？》的报道，香港《磐石》有高达志的文章《浩然还有复出机会吗？》发表。⑥1978年2月26日至3月5日，五届人大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浩然被取消代表资格。可以说，“文革”结束后的1977年11月至1980年初期的两三年是浩然生命中的低谷。后来他说：“‘文革’后，我知道了健康与残废，活着与死去只是一纸之隔。”⑦那几年里，浩然开始“重新认识历史，重新认识生活，重新认识文学，重新认识自己”⑧，他“立志要爬起来，要在跌倒处爬起来”，“在遭难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我拿出长篇小说《山水情》”。⑨1980年9月，《山水情》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它的发表使关心浩然的同志看到了浩然的新姿态。同年，美国的《海内外》刊载了嘉陵的《再访浩然(谈近二年的遭遇及今后的写作计划)》《再访浩然后记》，台《国魂》发表了王集丛的文章《浩然的“样板”》《台声》第18期和第19期发表了嘉陵的《与浩然谈创作及“四人帮”(一)、(二)》。⑩与此同时，内地对浩然的探访报道和对浩然的《山水情》及其他作品的评论和研究时见诸报端，浩然在“文革”期间的问题似乎已经明了。从此以后，浩然一直笔耕不辍，写出了几百万字的作品，以《苍生》重新崛起于文坛，他的自传体小说《乐土》《活泉》和《圆梦》也陆续出版。1994年《金光大道》(四卷本)由京华出版社全部出版。浩然没有修改它，让它保留了原来的面貌。《金光大道》的出版，招来了文坛热议。1998年9月20日，《环球时报》发表了卢新宇、胡锡进关于浩然的整版访问记——《浩然要把自己说清楚》。浩然的“几个惊人”观点一出口，顿时掀起千层浪。攻击讽刺者有之，辩护同情者有之，众生喧哗，甚是热闹，一场“争议浩然”随之而起。(11)直至2008年2月20日，浩然去世，关于对浩然功过是非的讨论又掀热潮，甚至现在还在继续。如果以50年的年限来判断一个作家的作品是否属于经典作品，那么浩然的作品无疑能跻身中国当代文学经典作品之列，不管是文学经典还是文学史经典。无论如何，浩然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文革”时期的“一个作家”和“新时期”以来围绕他及其作品的是非和毁誉使他成为中国当代文坛上的独特现象。 二、八十年代初期文学史上的浩然 在“十七年”时期、“文革”时期和“文革”结束前后，对浩然及其作品的评论主要散诸报端，还没有相应的文学史评价和定位，20世纪80年代初期，对浩然及其作品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评价基本上定型。张钟、洪子诚等主编的《当代文学概观》写道：“他创作勤奋，从一九五六年发表第一个短篇小说起至‘文化大革命’之前的十年间，除长篇《艳阳天》外，发表短篇及通讯特写一百六十篇之多。‘文化大革命’中，浩然在创作上明显地接受了‘四人帮’鼓吹的创作理论。他的《金光大道》既有‘三突出’的模印，又有从‘路线出发’的烙痕。中篇《百花川》已走到‘写与走资派斗争’里去了。至于中篇小说《西沙儿女》，那完全是按照‘四人帮’的旨意炮制出来的坏作品。后者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受到社会上的广泛批评。如今浩然正总结教训，重上征途。”(12)郭志刚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在肯定了浩然的早期短篇小说创作和《艳阳天》的同时转而指出：“‘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一伙上台，我国文学创作进入低潮，浩然在思想和创作上暂时走入歧途。一九七○年底，在‘四人帮’反动唯心主义思想和‘三突出’创作模式的影响下，浩然开始创作了第二部长篇小说《金光大道》，并于一九七二年和一九七四年分别出版了这部多卷本长篇小说的第一部、第二部。这部作品，从总的倾向来看，不是从生活出发，而是从两条路线斗争的概念出发，虽然在语言运用和人物的塑造上，表现了作者一定的艺术才能，某些生活的场面，也还有些真实感，但总的来说，这并不能掩盖它那时用‘时兴’的理论概念去图解生活的、不可弥补的缺憾，因而在出版后，读者的反映是冷淡的。一九七四年，作者还赶写了适应江青一伙政治需要的中篇小说《西沙儿女》，其内容的空洞和艺术的贫乏，那就更不待说了。此外，作者还在这个时期写了一些短篇小说和谈创作心得体会的文章，也大都打上了‘四人帮’思想影响的印痕。这说明，即使象浩然这样较有才能的作家如果脱离了正确的思想和理论的指导，在艺术上也会陷入贫乏和陋弱的境地，这对一切从事文艺工作的人来说，都是一个沉痛的教训。浩然在创作上所走的这段弯路，已随着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垮台而得到了纠正。目前，他正在潜心于新的创作计划。”(13)这两部中国当代文学史出版的时间差不多，它们对浩然及其作品的评价大同小异。它们在评价浩然及其作品的时候往往以“《风雷》和《艳阳天》”为一节，详细地分析了《艳阳天》的思想艺术成就和局限。他们虽在简论里提及一下《金光大道》《西沙儿女》和《百花川》(又名《三把火》)等作品，却对这些作品闭口不谈(或谈得很少)。这与1977年11、12月至1979年初期广东的《作品》《广东文艺》对《西沙儿女》和《百花川》(又名《三把火》)的严厉批判显然不同，这两部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结论现在看来无疑是严肃和审慎的。这是符合当时的客观情况的。浩然在1982年5月22日《写给〈中国当代文学〉编写组的信》中写道：“……二、因种种原因，其中既包含作品本身含有的缺点和错误，也包括刚刚粉碎‘四人帮’，左了多年的文艺之车的‘惯性’和‘派性’，《西沙儿女》受到一些地方报刊的批判。但党中央的《人民日报》和《红旗》并没有表态，我所在单位的党组织从来没有给我的《西沙儿女》作过‘适应“四人帮”反动政治需要’而创作的结论；事实上并非如此。这也属于政治定性，超出了学术问题，望修改时慎重落笔。三、粉碎‘四人帮’以后，我没见到包括地方在内的报刊上，有过对《金光大道》的批评文章，样稿上用‘上述作品受到严正批评’这样的概括词欠妥。”既然党组织和党报对浩然及其作品还没有定性，那么作为教育部委托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当然也就只能与党组织、党报保持一致，持审慎和严肃的态度。这两部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观点在这一点上与浩然的认识有一致的地方，但这并不能说明它们完全一致。事实上，这两部中国当代文学史对浩然的《金光大道》(第一部、第二部)、《西沙儿女》(奇志篇、正气篇)和《百花川》(又名《三把火》)给予了暧昧性的否定。以至于浩然在同一篇文章里仍心有不满，他又说：“人民文学出版社去年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和以前北京大学的《当代文学概观》(上)，对《金光大道》有类似样稿的评语。要知道，那两本书，是在我们这伙吃了苦头，走过来的文化人，想抖落极‘左’的裹脚条子，而弯折的脚趾还没有能伸开的神态下写出的，掺杂着许多极‘左’惯性的东西和自由化的东西。他们出书前没有给我看，后来听说，自己花钱从书店买到一本‘初稿’，在一位日本朋友处看一眼‘概观’。你们这本《中国当代文学》，只要是经过慎重负责任的分析研究，是独立思考的，而不是人云亦云的，对《金光大道》得出个更彻底的否定结论，我都不会反感。……有人说当时的中国只剩下‘一个作家，八个样板戏’，《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说，《金光大道》‘在读者中造成了不好的影响’‘尤甚’。对于怎么剩下了一个作家，他的作品怎样造成的坏影响，像那样一笔带过，只有空帽子一顶，这‘史’就失掉了不小的价值。读者关心，青年一代应该知晓，作者本人没有死，还想在正派的文学理论家和史学家帮助下，总结经验教训，在新时期写出对祖国文学事业发展有益的作品来，多么希望看到公正、说理的论述呀！”(14)尽管这两部中国当代文学史专著对浩然的评判并不能完全以理服人，浩然的不满也未必没有道理，但是浩然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定位基本成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