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狂人日记》在叙述结构、叙述语言、叙述手段、叙述体裁、叙述视角、叙述时间、叙述风格、叙述长度和叙述话语的不对等性等多个叙事艺术上进行了探索，在多个叙事艺术的运用中隐含了丰富的思想和情感倾向，显示了鲁迅高超的小说创作艺术。同时，鲁迅通过言说的多向度性向读者暗示出当时启蒙的艰巨性。 《狂人日记》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学启蒙文学的先河，在启蒙问题上进行了丰富而全面的思考，致使在狂人形象的构成要素上具有多源性①，在狂人形象的内涵上具有复义性②。鲁迅在《狂人日记》的叙事艺术上也进行了全方位的探索和试验，并让自己的叙事艺术同自己的思想和情感倾向达到有机的统一，让每一种艺术表现手段都能够蕴含极为丰富的主体喻指，鲁迅通过言说的多向度性向读者暗示出当时启蒙的艰巨性。本文从9个方面对《狂人日记》的叙事艺术及其隐喻的内涵进行论述，并请方家指教。 《狂人日记》在叙事结构上表现出同以往作品不同的独特性，作者安排了两个部分：狂人病中和病后，也就是发狂和清醒两个人生阶段。 作者在文章的开始部分主要介绍了狂人病后的生活情况及《狂人日记》的由来：狂人病愈后到外地候补去了，也就是准备当官去了。他走后把自己病中记下的日记留给了自己的大哥，由于“我”同狂人兄弟都是中学时期的好朋友，所以大哥把《狂人日记》交给了“我”。而“我”为了给“医家”提供治病的参考，才把它给发表了出来，这才有了现在的《狂人日记》。 接下来的一部分就是狂人的日记。主要是狂人病中的生活和感受。 罗伯特·麦基认为：“结构是对人物生活故事中一系列事件的选择，这种选择将事件组合成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序列，以激发特定而具体的情感，并表达一种特定而具体的人生观”。③ 《狂人日记》的安排，可以说是寄寓了鲁迅的人生观，包含了作者对人主要是对知识分子的深刻思考。 每个人都有着白天和黑夜，正常和非正常、清醒和迷醉、内在和外在、有病和无病两个方面的存在状态，在这两个不同状态下人们的思想和感受是不一样的，对外界所做出的反应也会有所不同，这种不同形成了人性的复杂性和变化性，这种结构上的安排体现了鲁迅在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创作中首先关注人、从人本身出发去认识人，这同他的立人思想是一致的，也就是说鲁迅的小说创作并非是单纯的文学写作，而是对人的思考和立人的需要。 从知识分子方面来说，他们都会有着达和穷、仕和隐、兼济与独善、破和立、反叛与顺从、利他与利己、真诚与虚假、向善与趋恶等两个方面，在这两个方面的不同状态自然会有不同的作为和不同的感受，其精神特征也会因为其存在境遇的不同而有所区别。作为一个知识分子，鲁迅对中国知识分子的了解和认识非常深刻，他知道作为知识分子应该具有的良心和道义，他也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知识分子由于长期的封建专制压迫和经济上的不能独立所带来的自身的软弱。因此，在立人的选择上鲁迅也是非常痛苦的。他希望“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④由于中国民众自身的愚弱和文化水平的低下，鲁迅并没有把广大民众作为立人的首要目标，而是借用尼采的观点，“希望所寄，惟在大士天才”，⑤“而以愚民为本位，则恶之不殊蛇蝎。意盖谓治任多数，则社会元气，一旦可隳，不若用庸众为牺牲，以冀一二天才之出世，递天才出而社会之活动亦以萌”。⑥因此，鲁迅的第一篇小说选择了知识分子作为主人公，也正是通过狂人这个知识分子的眼睛和心灵去透视整个中国社会，让他看到了中国长期的封建统治的吃人本质。并通过狂人喊出了“你们立刻改了，从真心改起！你们要晓得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和“救救孩子……”的呼声。但鲁迅清楚地知道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来就没有真正的殉道者和义无反顾的改革家，他们在呐喊的同时有着胆怯，在反叛的同时也会有着顺从，在归隐的同时也想到了出仕，在真诚的同时也暗含了虚假，在利他的同时也想到了利己。这一切都与中国封建社会的强大性和稳固性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知识分子的两面性使鲁迅不得不担心处于五四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在高歌猛进之后会不会沉沦颓废？在大胆反叛之后会不会向强大的社会低头？在异常清醒之后会不会又重归鼾睡？在真诚直面之后会不会又堕入圆滑？所以，鲁迅在小说结构的安排上很好地体现了他的创作思想：对中国知识分子价值的怀疑和对知识分子命运的忧虑。这一点他在进行文学创作之前已经有了很多的思考。他在回应钱玄同的邀请时说得非常明白：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⑦ 在结构安排上，鲁迅对狂人的病中描写作为小说的中心和重点，而对狂人病愈只是作了简单的介绍。这种结构上的详略区分体现了鲁迅的匠心独运。虽然鲁迅对中国知识分子的作用有所怀疑，但原有的寄托和现实的需要使他不得不用理想和激情去唤醒知识分子的自觉，狂人的13篇日记看起来没有具体的日期和清晰的逻辑线索，但很内在地展示了狂人自我反省的过程，这一过程正是狂人自觉的痛苦经历。而在结构的时间顺序上作者进行了颠倒，把发生在前面的事情放在后面，把后面发生的事情放在了开始，其用意自然是提醒知识分子，自觉并不是直线式的，可能会有曲折和反复，最大的危险就是不能始终如一、坚持到底。这样的担心不是一种自我臆造，而是历史的教训在鲁迅心灵的记忆。同鲁迅关系密切的王金发正是这样一个个案。此外，康有为、梁启超的转变也对鲁迅思考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参考。 康有为曾在个人求学的过程中，不断调整学习内容和学习方法，把自己的命运同民族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从只重修身的宋明理学转到经世致用之学，从中学转到西学；他看到西方的强盛，就立志要向西方学习，购买了大量西方书籍，吸取西方传来的进化论和政治观点，试图挽救正在危亡中的中国；他开办万木草堂学馆，宣讲自己的思想主张；著《大同书》，构想自己的社会蓝图；发动“公车上书”，提出变法纲领；成立强学会，讨论中国自强之路；创办《中外纪闻》和《强学报》，推广自己的政治主张；冒着被顽固派杀头的危险，协助皇帝进行维新变法。这一切都显示了康有为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追求和反抗的品质。但是，当变法失败以后，他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保皇党，宣扬尊孔复辟，反对革命、反对共和，又回到了他最初的原点。 王金发早年与同乡志士创立大同学社，秘密进行反清活动；加入光复会，成为徐锡麟得力干将；积极参加起义，联络同志，募集捐款，制造炸弹，设计除奸，追讨革命经费；会合起义新军光复杭州；率部光复绍兴，实行新政：释放狱囚、公祭先烈、厚恤烈属、平粜仓赈、减除苛捐杂税、兴办实业、严禁鸦片、筹办越中习艺所、发展教育，并筹饷扩军，准备北伐。王金发的革命性由此可见一般。但当革命成功之后，他在旧势力的包围中，生活作风开始逐渐腐化，竟同革命的敌人沆瀣一气，最终也死在敌人之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