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上海，夜上海，你是座不夜城。华灯起，车声响，歌舞升平……”作家写上海，总离不开南京路、外滩、跑马厅、百乐门、咖啡馆等等。然而，繁华的背后其实还隐藏着一个“穷街”的世界，隐藏着大量胼手胝足的劳动人民，尤其是苏北人。“谁不嫌弃苏北人？在上海，苏北姑娘对象都难找。……苏北人最穷了，又粗陋又低贱……”(王小鹰《苏北姑娘》)①由于各种原因，自晚清以来上海社会长期存在对苏北人的地域歧视，现在状况虽有极大好转但也很难说已彻底消除。陆士谔《十尾龟》、朱自清《我是扬州人》、冯友兰《三松堂自序》、唐海《臧大咬子传》、程乃珊《穷街》、李杭育《人间一隅》、王安忆《鸠雀一战》及《富萍》、张曼菱《有一个美丽的地方·北国之春》、刘键屏《今年你七岁·脚下的路》、胡建伟《狂野周末·草民二题·江北女》、袁鹰《那时我是小学生》、王小鹰《苏北姑娘》、吴冠中《水乡青草育童年》、海派喜剧《老娘舅·乘龙快婿》、周立波《笑侃大上海》……从晚清到现代、当代，从小说、散文、话剧到报告文学、儿童文学、海派清口等，众多文化名人(无论其籍贯是否苏北)都曾多次反映过苏北人受侮辱和受损害的社会不公现象。那么究竟苏北人是怎样的一类人群？他们为何会受到歧视？在久居上海后，原籍苏北的人士又是如何看待自己作为苏北人这一受歧视的身份？在苏北人、上海人这两种强烈冲突的身份标记之间他们是如何取舍的？ 一、谁是苏北人？ 说起苏北人形象塑造，当代文学中让人印象最深刻的恐怕要算方方的《风景》。尽管主人公是七哥，但有一个关键角色不能不提，就是七哥的同窗契友“苏北佬”田水生。日后七哥能无情地甩掉美丽纯情的未婚妻，转而热烈追求青春不再并早已丧失生育能力的高干千金，虽然和他不堪回首的童年经验密不可分，但正是苏北佬当年的谆谆教导，成为压垮七哥男子汉脊梁的最后一根稻草。虽然苏北佬在小说中只是昙花一现，却是七哥堕落路上的摩菲斯特。 “苏北佬”“苏北佬”“苏北佬”……《风景》对田水生“苏北佬”这个绰号的反复使用，使人在记住田水生斑斑劣迹的同时，更记住了“苏北”这个他成长的地方。但问题是，以中国幅员之辽阔，田水生这个野心家的籍贯为什么不是河北、湖北、陕北、东北、西北……偏偏就是苏北？显然，要想对苏北佬的形象塑造有较深刻的认识，首先需要搞清楚苏北究竟是怎样的一片土地，苏北人又是怎样的一类人群。 对此蔡亮在《近代闸北的苏北人(1900-1949)》中从地理学的角度进行了分析：“提及苏北(或江北)，历来有狭义与广义之分。广义上而言，苏北包括江苏长江以北，陇海铁路以南的广大地区，北至丰县、沛县、萧县(今属安徽省宿州市)与鲁、豫、皖接壤，南达南通及崇明岛，包括南通、崇明、仪征、泰县、泗阳、东海、丰县、宿迁、六合、海门、泰兴、高邮、东台、涟水、灌云、沛县、钢山、江浦、启东、靖江、宝应、淮安、盐城、赣榆、萧县、睢宁、如皋、江都、兴化、淮阴、阜宁、沭阳、砀山在内的34县。狭义上而言，则指的是江苏长江以北、淮河以南及北岸周边的地带，泛指今江苏扬州、泰州、南通、盐城、淮安、宿迁南部一带。本文的研究视点是广义上的苏北。②无论是广义还是狭义，在蔡亮眼中苏北在地理方位或者说在行政区域上是确指的，只不过是涵盖的范围有大有小。 韩起澜的观点有所不同：“苏北并不是一种有着明确划界的行政建构。它既不是省份也不是县，它是一个不存在始终如一定义的地区，很像美国的阿巴拉契亚山区。”③“苏北人这个概念由于源于移民格局，因而实际先于有地名曰苏北之信念而存在。苏北人极有可能是一种标签，用以描述江南和上海的移民人口。一旦苏北人作为一个集团而存在，苏北作为一个地方的理念便产生出来，以界定他们的原籍。如果说苏北被界定为一个地方主要是为描述移民人口，那么，地域只是含糊地界定，在某些方面对定义满不在乎，用一连串往往是矛盾的标准来界定苏北，或者，苏北甚至可以包括安徽或山东的一些地区，这一切就不足为怪了。”④韩起澜的界定是一种文化上的宽泛界定而不是地图上一一对应的实指，这和他发现苏北和方言使用区以及地域文化圈三者并不能重合有关——“然而，地理不是用来界定苏北的惟一标准，语言同样重要，也同样难以捉摸”，“除了地理和语言以外，文化是经常被用来界定苏北的第三个标准，多种多样的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突出了江南/苏北分野的模糊性以及江苏北部的多样性”⑤。韩起澜在《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中对苏北及苏北人的界定更多的是一种文化界定。 如果说蔡亮提出的是“地理苏北”，那么韩起澜眼中的苏北则算是“文化苏北”，它不仅跟移民格局相关，而且跟文化相关。若仅界定苏北，地理和文化两个角度确已很全面，但用来界定苏北人那还不够，因为苏北人并不能望文生义地理解成生活在苏北地区或来自苏北地区的人士，尤其是在上海。在上海，苏北人一般泛指来自长江以北，特别是因为逃荒、“跑反”而来到上海及江南地区讨生活的社会底层人士，尤以江苏北部的人士为主。苏北人一词不仅与地理、文化因素相关，更与经济地位相连。 低三下四的职业身份、一贫如洗的经济状况、拗口难懂的江北方音……各种因素叠加起来，使苏北人自晚清以来在上海这座“魔都”常被贬斥为“江北佬”，更有甚者斥之为“江北猪猡”。在上海，“江北佬”就如“巴子”(乡巴佬)“阿乡”一样，是反面形象的标记和骂人时的常用语，无论对方是否来自苏北。有谁一旦被这样称呼，就如额上被刺上金印。苏北人意味着贫穷、愚蠢、野蛮，而他们的聚居地闸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也被视为贫困、落后的“下只角”，甚至不被认同是上海的一部分。更可怕的是，非但“上只角”的居民抱有这样的成见，就连闸北人士自己也认为闸北是上海以外的蛮荒之地，自己是化外之民。以王安忆《富萍》为例，对在淮海路上当保姆的奶奶而言，“在上海三十年，基本是在西区的繁华闹市，在淮海路上做的。她也和闹市中心的居民一样，将那些边缘的区域看做是荒凉的乡下。”⑥而在苏州河上做垃圾船工的舅妈看来，“他们向来称市中心为‘上海’，好像他们依然是住在外省乡下。”⑦“奶奶所住的淮海路，在他们住闸北的人眼里，是真正的上海。所以，舅妈穿过棚户间的长巷，遇着人问她上哪里去，她就朗声答道：到上海去！”⑧尽管奶奶和舅妈两人之间有上只角和下只角之分，但观点却是一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