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常用“五年”或“十年”以及这些数字的倍数这样的物理时间来作为展望、规划、控制国家发展进程的历史时间。与这种思维有关，文学界亦习惯于把某个重大历史事件发生后的“十年”或“十年”的倍数这样物理时间，作为标记历史进程的历史时间。这种思维基本未脱离肤浅的历史进化论范畴，其不仅认为历史进程可以依照主观意图进行比较精确地规划、设计，而且认为重大历史事件的开始或终结会将历史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并暗示新的阶段比前一个阶段更为进步。1986年，在“新时期文学十年”来临之际，80年代最具影响力的批评家之一刘再复在“关于新时期文学流向的展望”中亦典型反映了这种思维和文风： “新时期文学第二个十年即将开始了，与第一个十年相比较，第二个十年的开端，带有第一个十年开端所没有的三个特点。 ……第二个十年的起点比较高，它是站在第一个十年的肩膀上开始前进的。第一个十年的起点是很艰难的，它是在荒原草莽上建立起来的。因此，它带有很大的拓荒的性质。历史将永远纪念这群勇敢而才气洋溢的拓荒者。而第二个十年则是在第一个十年拓了荒的基地上和初步建设的基础上从事更宏伟的建设。因此，第二个十年将是我们的作家、批评家建设意识强化的十年，将是一些作家可能产生艺术建筑群十年。 ……第二个十年，将是我们的作家超越自身的意识加强的十年。 ……第二个十年，将是我们作家的双重使命意识进一步加强的年代。”① 所以，作为普通年份的1986年变得重要起来，不仅在于它正好处于历史时间的标准刻度上，而且在于，它代表“新”或“进步”的历史方向。正如当时有人感叹的那样： “1966-1976，十年浩劫，一场噩梦。 “1976-1986，十年复兴，一次奇迹。”② 因此，对于1986年前后的文学界而言，“新时期(文学)”及其“新时期十年”是一种意义非同寻常的历史修辞。“新时期十年”与任何文学话题产生关联，都意味着要对后者做出含有历史意味的评价。这里的“历史修辞”指的是，“新时期(文学)”或“新时期十年”这样的词汇本身所预设的整体上的价值判断框架，其中包含：如何看待“新时期文学”的历史起源；如何通过对历史资源的选择性叙述来确定自身的历史意义；如何看待文学诉求与各种历史因素之间的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之上对文学未来的想象、规划。从表面上看，这种历史修辞表达了类似于“新”“进步”这样的历史进化论意义上的评价，但是诸多批评文本在具体问题上聚讼纷纭，也使得这种整体上的意义表达显得含混暧昧起来。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历史修辞的背后还存在着更为强大的文学/政治思维。这种思维包含了这样几层意思：批评家、作家之所以关注政治之于文学的影响以及考量文学的政治正确性，原因之一固然是国家权力干预下形成的惯性思维，但是一些史实同样为这些思维的产生提供了基础。所以说，这种思维既部分地反映了历史真实，也在历史现场参与了历史形态的构造。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不同的作家、批评家对文学/政治思维的不同反应通过“新时期文学”或“新时期十年”这样的话题中表现出来，从而使得“历史修辞”的内部语义显得丰富、复杂。另外需要提醒的是：通过批评文本而呈现出的围绕着文学/政治思维和历史修辞产生的种种问题都是批评史研究的对象。为了更好地解释我的观点，我将通过一些具体材料来加以说明。 “新时期文学”中的文学/政治思维 “新时期文学”无疑是80年代文学批评史无法回避的一个词汇，无论是作为80年代诸多批评文本中的关键词，还是作为一个在当下的学术研究中存在分歧的、描述性的文学史概念，这个词汇都无法回避与政治问题的复杂纠缠关系。因此，描述这个词汇所涉及的文学/政治思维，有助于我们理解80年代文学批评史发生的基本历史语境。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不管是社会舆论还是文学界的理解，大家对“新时期”的内涵与外延的理解虽较为模糊却比较一致。从当时一些报刊言论来看，大家并未在一些技术细节上纠缠，而是普遍认为：与“文革十年”的“旧时代”相比，中国目前处于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可以说这是一个从官方到民间的普遍共识③，正如洪子诚所观察到的那样： “‘文革’被广泛地称作是‘十年动乱’，‘十年浩劫’和‘梦魇时代’，知识界和文学界普遍使用‘第二次解放’来强调‘文革’结束对于民族、个人，对于社会生活、文化所具有的历史性意义。”④ 当时的文学界大体沿用了这种理解，至少从周扬在第四次文代会上正式提出“新时期文艺”的说法，到张光年在第四次作代会上谈“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学”的成就，再到1986年前后诸多以“新时期十年文学”或“新时期文学十年”为名的批评文章的出现，文学界在“新时期”以及“新时期文学”的历史起源及其覆盖范围上保持了相对一致的看法⑤，例如，周扬代表国家权力意志的表述为： “……林彪、‘四人帮’实行封建法西斯专政、毁灭文艺的黑暗年代已经永远结束了，社会主义文学艺术新繁荣的时期已经开始。继往开来的历史任务，落在我们的肩上。”⑥ 张光年代表文学组织机构的看法为： “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文学，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和文化的背景下，冲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十年禁锢而爆发出来的。它是人民群众汹涌澎湃的怒海中扬起的巨浪，是地壳里运行奔突了十年之久的地火喷吐出的烈焰，是被摧残得枯零凋残的民族大树重沐春风后怒放出的新花。”⑦ 部分批评家的共识是： “1976-1986：中华民族经历了历史浩劫后的第一个十年。与民族命运生息相关的中国新时期文学，从诞生到成长，也第一次处于历史与未来的临界点。这是文学热情喷发的十年，是文学思考的十年。”⑧ 总而言之，“与社会政治关联密切的文学界，随后也把‘文革’后的文学称之为‘新时期文学’”⑨，这种看法在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是比较稳定的，能够大致说明国家权力、作家、批评家在新时期文学的发生时间、覆盖范围、文学评价中政治正确性上达成了基本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