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14)02-0065-09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晋察冀边区阜平高街村剧团创作的《穷人乐》取得了巨大成功。该剧被晋察冀边区作为“方向”在边区内推广，成为解放区文学中著名的“‘穷人乐’方向”。作为后期解放区文学中较有影响力的文艺思潮，“‘穷人乐’方向”可以用“群众文艺运动”来概括，不过这并没有说明问题的本质，在“穷人乐”为代表的群众文艺运动背后，有一个重要的支撑点，那便是“真人真事”创作。 “穷人乐”成功的经验，是让群众真正成为了“文艺运动”的主角，他们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一跃成为文艺的创造者(创)和执行者(演)。从理论上讲，普通群众要成为文艺的主角，至少需要两个条件——“权”和“能”。从“权”的角度而言，边区群众成为文艺运动的主角固然受到政治权力的支持，但要在创作过程中获得主动权，还必须具有表达和评价的优势，说到底，是要用事实证明群众创作比作家创作更具有优势。从“能”的角度，普通群众要参与创作，首先要克服在知识储备上的种种缺陷——在普通群众知识水平一时无法整体提高的情况下，要使群众创作成为可能，需要提供一种新的创作的可能。这两个问题，在“真人真事”的创作格局中得到了解决：当“真事真事”成为创作的标准，群众的“经验”就成为他们先天的优势，这既克服了创作中“权”的问题，也弥补了作者“能”的问题。在“真人真事”的创作标准下，知识分子的“知识”被消解为纯粹的“工具”，只能充当文艺运动中的“配角”。有了这个基础，群众文艺运动才可能成为事实。 经过“穷人乐”方向的推动，“真人真事”创作在边区成为一种潮流。不过，“真人真事”创作标准并不是在“穷人乐”方向推广后才开始出现的。有意识地使用“真人真事”创作标准的，首先是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一部分试图表明立场的知识分子，他们在创作中用“真人真事”来证明自己“为工农兵服务”的立场①。而后，随着“真人真事”创作被一再提起，它在解放区文学中构成了一个立体体系。它包括三个部分：(1)题材的要求，这是“真人真事”创作的外在表现形式，即写作的题材必须是真人真事；(2)演出的要求，这是“穷人乐”方向所形成的一个传统，即用“真人演真事”；(3)创作的要求，即由真人来决定“真人真事”的艺术形态——这也是“穷人乐”方向所提倡的。由于包含了这三个方面，“真人真事”创作就不仅是群众文艺运动的一部分，也成为解放区文艺创作中一个独特的现象，值得研究和重视。 作为现象的“真人真事”创作，至少有两个问题首先需要探讨：第一，其产生的根源是什么？它为什么受到解放区文艺领导者的高度重视？第二，其对解放区文学(包括社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关于这两个问题，已有部分学者进行了解释。有学者认为：“真人真事”创作是创造“典型”的必要途径——这实际已经指出了“真人真事”的理论渊源——左翼文艺运动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的发展和具体应用②。也有学者从反思的角度，指出：“‘真人真事’写作本质上是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向工农兵大众的被动归化过程，工农兵型的‘真人真事’写作本质上是工农兵大众对革命意识的主动认同过程。”③这种分析既说明“真人真事”创作在延安造成的影响，也说明了其产生的根源。应该说，不管是提倡还是反思，两种分析都点明了问题的本质，但稍嫌遗憾的地方在于：如果将“真人真事”简单归结为左翼文艺理论的发展，那么它在延安时期发生的变化可能被忽略——而这恰恰是不能忽略的问题；再者，虽然学者们注意到“真人真事”对“知识分子”和“工农兵大众”产生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实现的过程没有得到充分展示，这势必影响我们对这一段历史反思的深刻程度。有鉴于此，本文拟从“题材”、“表演”和“创作”三个层面，对这一现象及其影响作进一步的分析和研究。 一、知识分子的“摹写”运动：作为题材的“真人真事” 作为题材的“真人真事”，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左翼文学运动当中的“报告文学”创作。对中国左翼报告文学产生重要影响的川口浩，在其《报告文学论》中说：“和他名称一样，报告文学的最大的力点，是在事实的报告。但是，这绝不是和照相机摄取物象一样地，机械地将现实用文字来表现。这，必然的具有一定的目的，和一定的倾向。这种目的和倾向是什么呢？不是别的，这就是社会主义的目的。”④显然，无论是具体做法还是追求的效果，报告文学都可以说是延安“真人真事”创作的先声。“左联”将报告文学作为文学发展的重要方向，政治目的显而易见：“在某种事件的发生，能有通讯员的赤裸裸的记录，这便可以和我们的政治任务配合起来。”⑤也就是说，报告文学的好处是能直接与政治任务结合起来。报告文学能有这个效果，从实际创作的情形看，其优势大概在两个方面：一是“真实”形成的震撼性。报告文学有“类新闻”的效果，一旦真人真事经过艺术加工被广大读者知晓，其产生的效果往往比“虚构”的文学更有力量。二是能够“及时”反应社会问题，引起读者共鸣。胡风就曾经说：“剧激变化的社会生活使作家除了创作以外还不能不随时用素描或速写来批判地纪录各个角落里发生的社会现象，把具体的实在的样相(认识)传达给读者。”“它的特征是能够把变动的日常事故更迅速地更直接地反映，批判”，“它们不能代替创作，然而却负上了创作所不能够马上负起的任务。”⑥这种评价非常实际，报告文学能够跟踪社会热点，从而更迅速地与大众形成交流，这显然是革命文学应该具有的品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