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1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4)03-0134-05 百年来，新文学研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尤其是在新文学史编撰方面成果丰硕，极大促进了学科发展，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成果主要有黄修己的《中国新文学发展史》、《中国新文学史编撰史》；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朱栋霖、朱晓进、龙泉明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2000年)；程光炜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教程》和丁帆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史》等。①回首百年新文学，如何在已有基础上，从观念、理论和方法上寻求新的学术生长点和研究空间，是当前摆在新文学研究者面前的严峻课题。 一、儒教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 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与中国现代文学关系的研究成果较多，但儒教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一直较少人关注，这主要是因为儒教“不具宗教之名，却有宗教之实”，[1]性质比较特殊。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人开始注意到我们也有自己独特的宗教问题。其中，任继愈先生认为：“中国不是没有宗教，而是有不同于欧洲的独特的专横独断宗教——儒教，中国的儒教经常以反宗教的姿态出现，它猛烈地抨击佛教和道教，致使很多人误认为中国没有欧洲中世纪那样黑暗的神学统治时期，十年动乱期间的造神运动所以得逞，千百万群众如醉如狂的心态，它的宗教根源不是佛教，不是道教，而是中国儒教的幽灵在游荡，只不过它是以无神论的面貌呈现在人们面前的”。[2] “五四”时期，中国思想界在批判和反思传统文化时曾触及到儒教问题。当时孔教会提出要把孔教定为国教，遭到以陈独秀、蔡元培为代表的新知识分子坚决反对。陈独秀认为“国教说”既缺少学理上的依据，又践踏了信仰自由的原则，只不过是为了给袁世凯的帝制复辟造势，因此，荒谬至极。[3]蔡元培指出，尽管从汉武帝独尊儒术开始，儒家或孔子的学说成了儒教，但孔子本人不是宗教家，而且随着科学的发达，宗教必将消亡，因此应该以美育代宗教。 在科学民主思潮的影响下，“五四”以来的中国思想文化界具有明显的反宗教意向，胡适说：“我们也许不轻易信仰上帝的万能了，我们却信仰科学的方法是万能的。”[4]但是，科学与宗教属于两个不同的领域，科学追求的是“真”，强调的是“疑”，怀疑与批判是科学发展的永恒动力，而宗教追求的是“善”，强调的是“信”，主张“因信得救”，因此，从根本上讲，科学与宗教是很难互相取代的。其次，作为一种知识体系，科学以揭示事物内部的本质联系，获得规律性的认识为宗旨，科学本身并不含有价值意义。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知识分子将科学视为超越了具体知识领域的无可置疑的信仰对象，坚信人类只要有了科学，一切难题都将迎刃而解，这种“独尊科学”的态度与“独尊儒术”一样带有准宗教的色彩。“五四”时期，有很多知识分子一面呼唤科学与民主，一面又独断地相信自己把握了超绝真理，所谓“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5]这种褊狭的做法，与允许怀疑、可以讨论、强调宽容、尊重理性的科学品质相去甚远，它打的是科学的旗号，显示的却是现代知识分子的“宗教气”。[6]正如罗素在分析近代学者与中世纪学者之不同的时候所指出，科学要求理性裁断，“科学家的信念不是武断信念，是尝试性的信念，它不依据权威，不依据直观，而建立在证据的基础上。”[7] “五四”时期的知识界对传统文化的反思，更多地集中在政治、文化、道德、封建迷信层面，未能充分注意到儒教的准宗教特质，但“五四”作家在创作中却会因为对生活在传统文化阴影下的国民性批判而触动儒教这根神经，无论是鲁迅小说对“礼教吃人”主题的挖掘、曹禺话剧对专制家长的批判、巴金小说对现代孝子的双面人格的揭示、还是周作人散文对“三纲”伦理的解构等，都让人们看到儒教带给我们民族的灾难和精神桎梏是如何的深远和沉重。 以鲁迅为例，“礼教吃人”的主题之所以在创作中表现得十分深刻和沉痛，正因为他写出了礼教背后的宗教力量，绝非一般作家所可企及。上世纪40年代，梁漱溟曾在《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指出：“中国自有孔子以来，便受其影响，走上了以道德代宗教之路。”[8]作为宗教的代用品，礼教在传统中国一直享有神圣、绝对的崇高地位，它一方面给信奉者以终极的精神安慰和圣洁的归属感，另一方面也使那些违背礼教律令的人背负沉重的十字架，不得喘息。祥林嫂就是这样的典型。抢亲时候她拼命抗争，脑袋都被打破了，但内心深处认同的还是社会主流观念和偏见，还把它作为绝对价值，所以一旦不能遵从，就有很深的罪恶感。中国没有宗教传统，但是这种有中国特色的礼教罪感却可以使原本无罪的人在沉重的“心罚”中走向死亡，而且得不到任何同情和怜悯。这是鲁迅继《狂人日记》对“吃人的老谱”的揭露后，再一次对“吃人”文化的深度发掘，其意义绝不在《狂人日记》之下。 无独有偶，《雷雨》中周萍自杀亦与礼教罪感密切相关。蘩漪不了解周萍的苦衷和心结，一心想赶走四凤，她没有想到，即使没有四凤，周萍也很难维持与她的关系，周萍离开她绝非见异思迁，因此她越是不断向他提起他们的过去，企图唤起他的温情，周萍就越恐惧，越跑得快。周萍的痛苦在于他认为儿子孝顺父母是天经地义的，与父亲好不好没有关系，而自己的乱伦行为恰恰违背了这一绝对的道德律令。如果不是这种带宗教色彩的罪感，他完全有可能像父亲周朴园一样在伪善、自欺欺人的生活中度过一生。周朴园比他坏得多，但无论是30年前包修江堤时故意淹死2200个小工并从每个小工身上骗取300块黑心钱，还是大年三十晚上为了赶娶门当户对的小姐导致刚生下孩子才三天的侍萍离开周家跳河而死等等，这些罪恶都没有和礼教的神圣价值挂钩，所以他还是场面上人物，还能道貌岸然教训人。 对于生活在传统阴影里的中国人来说，礼教罪感就是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尽管在新文学史上除鲁迅、周作人外，很多作家并未在意识层面意识到儒教问题，但是，他们的写作却让世人看到，对儒教的深刻批判和解构，是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经典能够产生经久艺术魅力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从儒教的角度探讨新文学史，可以使我们更准确地把握现代作家的创作和思想，从而更深入地总结20世纪中国文学的经验和不足。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亲近宗教的作家虽然很多，但真正皈依或信仰某一宗教的始终是少数，绝大多数作家都声称是无神论者，对于这些作家，儒教的潜在影响和精神束缚比有形的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更大。夏志清曾尖锐地提出“现代中国文学之肤浅，归根究底说来，实由于其对‘原罪’之说，或者阐释罪恶的其他宗教论说，不感兴趣，无意认识”[9]问题，引起学界广泛争议。笔者认为，倘不抓住儒教问题，泛泛而谈宗教与中国现代文学之得失关系，很难对转型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与宗教性这一敏感而有重大现实意义的课题做出深入、有价值的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