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4799(2014)01-0009-06 自从1984年在《安徽文学》杂志上发表短篇小说《黑蝴蝶，黑蝴蝶……》以来，刘醒龙在文坛上已经笔耕近三十载，如今业已成为蜚声文坛、硕果累累的卓然大家，新现实主义、新乡土小说的代表性作家。他著有《异香》、《黄昏放牛》等小说集20余种，还有《圣天门口》、《威风凛凛》、《天行者》、《政治课》等长篇小说10余种，而《凤凰琴》、《挑担茶叶上北京》等中篇小说更已成为新时期小说的经典之作。他曾经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第八届茅盾文学奖以及多次获得《小说月报》百花奖中篇小说奖等重要奖项。根据他的小说改编的电影《凤凰琴》、《背靠背脸对脸》以及电视剧《圣天门口》等更是饮誉国内外，口碑隆盛。刘醒龙是非常富有使命意识和担当意识的作家。他敢于直面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社会的各种矛盾，同情农民的疾苦，具有深厚的人道主义情怀和崇高的理想主义激情。他对历史的反思和人性的探索颇有力度和深度。他的小说大部分都是现实主义风格，情节曲折，人物性格鲜明，思想见识超卓。从整体上看，刘醒龙的小说创作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84年开始到1993年，以“大别山之谜”系列小说为代表；第二个阶段从1994年到2004年，以《威风凛凛》、《凤凰琴》、《大树还小》、《分享艰难》等小说为代表；第三个阶段是2005年以来，以《圣天门口》等为代表。三个阶段相续而来，刘醒龙小说对人性、历史、命运的探索日益深入，艺术风格日益成熟，思想境界日趋宏大深邃。 与刘醒龙小说创作相伴始终的，是学术界对其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在中国知网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截至2012年10月1日)里以“刘醒龙”为主题词搜索，共有250多篇相关研究文章，其中大多载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颇有影响的学术刊物，如《小说评论》共28篇，《当代作家评论》共14篇，《南方文坛》共11篇，《当代文坛》共10篇，《文艺争鸣》共9篇，《文学评论》共2篇。从1991年到2012年，刘醒龙小说研究高潮主要出现于三个时段。第一个时段是1995年至1999年，研究文章年均17篇左右。推动本轮研究高潮的主要是根据刘醒龙同名中篇小说改编的电影《凤凰琴》于1994年获得第十七届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使得他的小说一时声名大作。此外，这几年里正是中国文坛上出现“现实主义冲击波”热潮之时，刘醒龙作为该潮流的文学主将受到非比寻常的关注，《村支书》、《分享艰难》、《威风凛凛》等小说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引起学术界阐释和批评的浓厚兴趣。第二个时段是2005年至2008年，研究文章年均16篇左右，而直接引爆此一轮研究高潮的是长篇小说《圣天门口》的横空出世。2005年12月13日，来自全国的60多位评论家参加了由中国作协创研部、中共武汉市委宣传部、人民文学出版社联合在北京举办的“刘醒龙长篇小说《圣天门口》学术研讨会”。2007年1月6日，由复旦大学当代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和《文艺争鸣》杂志社共同主办的“刘醒龙《圣天门口》作品研讨会”在复旦大学召开。如此大型的学术研讨会无疑极大地推动了刘醒龙小说研究。第三个时段是2011年至今，研究文章年均24篇左右，而引发此轮研究热潮的原因就是刘醒龙的长篇小说《天行者》于2011年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本文试图综述近二十年来较为重要的刘醒龙小说研究成果，厘清其主要的学术观点和学术贡献，反思其局限，从而探索刘醒龙小说研究的新路向。 一、刘醒龙小说创作的整体研究 要把握小说家的创作特征，对其创作历程作整体研究必不可少，其创作主题的开掘、题材的偏好、风格的形成等因素都是整体研究的主要内容。随着刘醒龙小说创作的不断掘进，学者们也紧随其后，勤恳地关注着其整体风貌进行辨析和阐释。金宏宇的《刘醒龙“大别山之谜”系列小说述略》(载《黄冈师专学报》1991年第1期)是“中国知网”上最早研究刘醒龙小说的学术文章。该文把刘醒龙早期的“大别山之谜”系列小说放在20世纪80年代文化寻根小说的潮流中把握其艺术延承性。它认为刘醒龙是大别山的儿子，以独具的才情与特有的悟性来描绘那富有神奇色彩而又迷人的大别山，通过“文化圈之谜、神秘美之谜、艺术氛围之谜”在大别山的青山绿水背景上精心构筑出了意蕴隽永的艺术世界。紧随其后，彭韵倩在《从迷的追寻到人的写真——评刘醒龙的小说创作》(载《文学评论》1993年第5期)一文中阐述了刘醒龙从“大别山之谜”系列小说向《威风凛凛》等小说的创作转型，指出“大别山系列”小说追寻自然之谜、追寻历史之谜，但在《威风凛凛》、《村支书》等小说中开始逼近现实人生，更多表现出写实的特色，更关注人的生存和命运中出现的问题，很像是向现实主义的回归；不过无论是前期小说还是近期小说均以深厚的生活蕴积和真诚的情感取胜，悲剧意识贯穿其中。针对刘醒龙随“现实主义冲击波”潮流而推出的一批小说，丁永淮的《一片充满生机的青翠草木——评刘醒龙近年的小说创作》(载《文艺理论与批评》1994年第1期)指出其紧密贴近现实社会生活，切入当代的现实人生，描绘社会转型期的变革现实，正面无欺，具有很强的责任感、社会使命感以及鲜明的时代精神和时代特色；还有对人民群众的真实存在状态和真实形象的正确把握和真实表现；而且具有相当鲜明的悲剧意识。叶立文的《“我”与“你”——湖北当代作家主体意识的类型分析》(载《小说评论》2007年第4期)高屋建瓴地概括了湖北当代作家的特点，即主体意识大大提高，由此形成的创作观念和美学追求显然有别于老一辈的现实主义作家，深受“八五”新潮影响的刘醒龙在张扬主体意识方面则更为醒目。 作家李贯通对刘醒龙早中期小说审美特性的感悟和把握非常精准。他在《充盈之美——刘醒龙点滴印象》(载《当代作家评论》1997年第5期)一文中认为，刘醒龙自小受楚家文化的滋养，较多地秉承了其忧思悲悯的人文主义精神，表面上看，虽浪漫和诗意的东西少了点，但他把浪漫和理想变得沉重化了，他总是在苦涩中给人以甘霖，在艰难中给人以希冀。这就直接影响了刘醒龙小说的叙述风格。他总是密不透风、诙谐有趣、不唯形式、平铺直叙、不温不火地推进着人物和故事，看似平拙，实则锐利，有棱有角；看似缺乏技巧，实则圆熟老辣。一部数万字的中篇，他常常不分大的段落，就这么一气呵下去，但读起来，又感觉不到累，似乎作品的字里行间带着“粘”性，能够“粘”住你的眼睛和思绪，随它进行下去。因此，李贯通认为刘醒龙刻意追求的乃是小说的充盈之美。李遇春的《走出“文革”叙事的迷惘——从阎连科和刘醒龙的二部长篇新作说起》(载《小说评论》2003年第3期)从艺术视角和精神旨趣方面剖析了刘醒龙的《弥天》，从“性-政治”和“文化-国民性”的双重视角来透视在那个荒唐的历史年代里我们民族的集体病态心理症状，并对当时的历史倒退现象作出了独特的变态心理学的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