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书写当代中国经验，如何呈现新时期中国已发生和正在发生着的前所未有的历史剧变，这是新世纪每一个具有文学自觉意识的中国作家所无法回避的、而且也是亟需回答的问题。遗憾的是，新世纪中国作家没有对此做出很好的回答。比较于现代文学和“十七年文学”，新世纪中国长篇小说每年生产的数量已经渐渐达到了3000多部，文学叙事能力和技巧也得到了较大程度地提升，但是其内在质量却并不如人意。新世纪文学深入表现现实生活的能力、展现正在裂变的城市中国和乡土中国的能力、剖析生命个体灵魂的深度叙事能力，以及文学语言形式实验的先锋探索精神都在不断地受到削弱和侵蚀。虽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实现了百年中国文学的“诺奖”梦想；但是对新世纪中国文学书写现实的质疑，却丝毫没有减弱。德国汉学家顾彬斥之为“当代文学垃圾”①。有学者认为“在处理当下中国面临的最具现代性问题的时候，‘50后’作家无论愿望还是能力都是欠缺的”②。也有学者提出新世纪文学写作“中年困境”的观点，认为“50后”、“60后”许多作家“就像人的生命总是会进入中年时期一样，文学的中年期也总是会到来，只是我们这一代的作家碰巧遭遇了这个时机”③。而在“70后”作家那里，关于当下的长篇小说创作依然是一个难以突破的瓶颈。显然，新世纪中国长篇小说困境根源是多方面的，既有时代的整体文化语境原因，也有着作家个人如何突破创作瓶颈、超越自我的问题。困境既是作家文学创作的危机，又是作家深入现实、突破自我、进行精神深度思考的生机。从某种意义上说，困境恰好是作家反观自身、叩问心灵、反思时代、升华自我的不二法门。 新时期以来贾平凹以“商州”地域民间风俗文化书写赢得较大声誉。《废都》出版后，评论界褒贬不一。这给贾平凹创作带来较大困扰。贾平凹就是这样一位化困境为生机、涅槃重生的作家。21世纪以来，贾平凹以《秦腔》、《高兴》等新长篇小说开启了对新世纪乡土中国现代性社会转型的审美书写。如果说《秦腔》关注的是新世纪乡土中国农民的命运走向，《高兴》关注的是失去土地的进城农民如何重获新生问题，那么贾平凹的长篇小说新作《带灯》则开启了一个新的审美领域——“新乡镇中国”，呈现了一位有着强烈现实主义精神和使命意识的书写者对21世纪正在剧变中的新乡土中国的独特审美思考和精神探寻。贾平凹《带灯》的出现无疑是令人耳目一新的。《带灯》不仅在题材上拓展了以往文学创作领域，从“乡镇叙事”的一隅性地域空间审美书写，拓展为整个“新乡镇中国”的整体性空间及其现代性命运的全息性呈现，而且在文学叙事技法、叙事理念、人物形象、语言形式等方面进行了新的艺术探索，意在打破文学与时代、现实、生活疏离的“厚障壁”，重建当代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维度。《带灯》是一部关注当下、关注现实，关注“中国问题”、“中国经验”的“当下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就对现实观察的广度与深度、思考与批判的力度，以及描写的精细与准确度而言，《带灯》堪称是同类题材现实主义小说中不可多得的力作”④。 一 乡镇：百年乡土文学忽略的叙事空间 百年乡土中国文学绝大多数是以乡村为单位，聚焦于农民生存悲剧与苦难命运的、展现乡村民俗民风的乡土文化审美书写。关于乡镇的乡土文学，可以说是少之又少。即使偶尔书写的“乡镇”，也是文化批判意义上的传统文化空间表征。《祝福》中的“鲁镇”是一个封建礼教文化堡垒的代名词，“鲁镇”的鲁四老爷则是封建礼教专制和精神迫害的文化符号。在鲁迅影响下，20世纪20年代“乡土文学”中的“乡镇叙事”是野蛮、不人道的传统民俗文化景观书写，“既不是浅层次的‘惟农最苦’的怨哀，更不是‘农家怡乐’的陶然，这是反封建的理性的呐喊”⑤。到了40年代，沙汀《淘金记》等作品笔下的四川乡镇已经从鲁迅的礼教文化批判转向对乡镇土豪劣绅的政治性批判，间接指向了国民党腐败统治。“乡村”是解放区文学叙事的基本单位。解放区乡土文学更多指向了土地革命为中心的政治批判、经济变革和新农民主体精神的成长。中华民国在乡村实行的是以乡村宗族文化和乡绅威权之下的乡民自治，政府的统治触角并没有延伸到每一个单元化的乡村。所以，这一时期的“乡镇文学”不仅少，而且也多是关于“乡镇”民俗文化的审美批判。 新中国成立后，从初期的人民公社到现在的乡镇政府，国家不仅建立起具有主体性质的乡镇一级政府机构，而且把管理的触角延伸至每一个乡村，在村庄建立党支部和村委会，从而实现了国家统治的全面覆盖和无缝化管理。在中央、省、市、县、乡的五级政府机构中，乡镇是最基层、级别最低的一级政府机构，也是直接与村庄农民打交道的、矛盾冲突较为集中激烈的国家机构。所以，当代文学的乡土叙事渐渐出现了一类现代文学所没有的人物形象群体，即乡镇干部形象。刘澍德写于1961年的短篇小说《拔旗》，较早塑造了当代文学中的乡镇干部形象。《拔旗》以新中国初期力争上游的社会主义建设为背景，通过金鸡公社的上游红旗被碧鸡公社拔走的内部矛盾冲突，展现了欣欣向荣、干劲十足的社会主义乡镇新生活气息。金鸡公社书记张太和形象生动，工作顺利时“粗心大意”、“目空一切”；工作失利时又“小心眼”，放不下架子来⑥。小说情节跌宕起伏，人物形象富有浓郁生活气息和鲜明性格特征，较好呈现了新中国建设初期“乡镇中国”的精神气象。同时期作家郭澄清的《公社书记》小说，塑造了一位“笔杆子练好了，锄杆子、枪杆子还都没撂下”、与群众打成一片又自觉学习文化理论的新中国公社书记形象。由于篇幅所限，《拔旗》和《公社书记》对于乡镇内部的运行机制、干群关系、社会矛盾等方面并没有深度触及，字里行间洋溢着一种单纯的理想主义气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