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上总有一些作家，他们或她们生逢其时地与某个文学风尚相遇，成为这一风尚的核心，甚至旗帜，并最终被文学史所铭记。他们或她们与这一文学风尚互为表里，形成榫铆贴合、水乳交融的阐释关系；这种阐释关系，放大了他们或她们的文学意义，使其成为“经典化”道路上的醒目标记，甚至跻身“经典”之列。当然，这种阐释关系在将其文学意义推向极端的同时，也可能将其文学写作的其他向度进行了删削或遮蔽，使其文学意义在醒目的同时又不免显得扁平、狭窄。 可以肯定地说，林白就属于这样的作家。尤其是，她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个人化写作”与“女性写作”两个文学风尚交叠中的核心人物：她不仅在有关“个人化写作”的种种阐述中被频频提及，她同时也是近二十年来批评界在阐述“女性写作”时的“经典”人选。特别是后一类的阐释，使她的文学意义和她作为作家的个人形象逐渐在“性别写作”的论域中定型。 一、个人、历史与宏大叙事 “个人化”是个人主义的别称，它归属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新启蒙”话语，并在其时“新启蒙”的整体氛围中被暗中鼓励，被积极怂恿，直到泛滥。个人化或个人主义不仅将文学从所谓“大写的人”引向“小写的人”，也使始自八十年代中后期的中国当代文学整体格局从所谓的“共名”迈入“无名”。它虽是现代性的启蒙话语之一种，但其内部却潜藏了对于启蒙——尤其是以种种宏大叙事为元话语的启蒙——的深刻怀疑和逐渐拒斥，因此，它很容易地就发展成为一种解构力量，与“总体性”、“整体性”和“群体性”形成对峙。“个人”被单独剥离为一个价值范畴，它不再与“公众”、“群体”形成归属关系，相反，它与“公众”、“群体”之间的断裂被强调、被凸显，甚至它被强调为优先于“公众”、“群体”的价值前提。在文化上。“个人”意味着与“历史”之间的关系解约；在文学上，“个人”意味着对“民族寓言”式写作传统的裂解。与此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它也很自然地陷入了命名中的某种悖反：“个人”既是风行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一种写作风尚或写作群体的命名方式，它同时又是对风尚和群体命名进行抵抗的方式。这种悖反，深刻地影响了林白，并成为我们今天回头讨论林白这近二十年文学演进时的思路。 林白本人显然认同“个人化写作”的文学标签，并曾亲自释义：“个人化写作建立在个人体验与个人记忆的基础上，通过个人化的写作，将包括被集体叙事视为禁忌的个人性经历从受到压抑的记忆中释放出来，我看到它们来回飞翔，它们的身影在民族国家、政治的集体话语中显得边缘而陌生，正是这种陌生确立了它的独特性。”①林白的这段话贴合批评界对于“个人化”写作的基本定义，只不过其中的一个关键词被提出并由她亲自确认：性经历。就这样，由于作家本人的“现身说法”，一直以来，“个人”与“性”，就成为用以解读林白的全部钥匙和全套密码。 但是，尽管有了这钥匙和密码，这么些年来对林白的讨论，真正深入、精微的却一直不多。比如，因为“性”的介入，在讨论林白这样的女性作家时，“个人化写作”就滑向了“私人写作”的另一端口，进一步成为与“宏大叙事”无限割裂、绝对无缘的文学，由此，林白的文学更多地被塞进“性别结构”内部进行讨论，并且，尽管对林白的“性”的讨论有着“身体政治”的学术修辞，但实际上基本都在生理主义的或是本质主义的泥淖里打滚。迄今为止，仍然只能在一些讨论中，零星地看到批评界对林白式的“个人化写作”或“私人写作”所蕴涵的政治关系与“历史意义”的阐明。这里所谓“历史意义”，在我看来，是指林白的文学乃一种新的宏大叙事，一种积极地、创造性地改造世界的政治宣示，一种在重新刷出的起点上展开的历史叙事。当她的“个人写作”与“女性写作”相交叠的时候，她所谓的“一个人的战争”所体现的，是一个远比“个人”和内在的群体意志对于改写历史的更深广的剧烈冲动。 “个人化写作”虽是对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写作风尚的命名，但实际上它早在八十年代“新启蒙”的文学大潮中派生、发轫，而且，女性作家——如张辛欣、张洁等则是其时重要的揭幕者、先驱者。王安忆在谈论八十年代文学时就认为，其时像张辛欣《在同一地平线上》这样的作品就已然是“‘个人’终于上升为‘主义’”。②但是，此时张辛欣式的个人主义仍然属于“新启蒙”的宏大叙事，它表达的是与男性在同一地平线上共同成为历史主体的精神与文化诉求，并被轻易地整合进八十年代主流文化的建构。然而，林白式的“个人主义”则发展出了更为极端的意义。林白式的“个人写作”不仅仅是在一般意义上讨论“个人写作”时所强调的“个人”与“历史”的解约，相反，因为林白对于性别立场的坚执，使得她写作上对于“历史”这一包含“民族国家”宏大叙事在内的公共、集体话语的有意疏离，变成了一种新的历史书写。这种新的历史书写，起源于林白式的个人化/私人化的“性经历”的介入和参照——由于有这样的介入和参照，“历史”被放进性别政治的光谱试剂中鉴定，成为一个讨论政治压迫的分析范畴。在这样的历史辨析中，既有的“历史”被裁定为由男性/男权专有，因此，张辛欣式的试图与男性在同一地平线上共同成为历史主体的愿望，在林白这里被视为是一种错误和一种虚妄。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文化语境里，男性作家所坚持的“个人化写作”有终结“历史”的意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于男性作家，历史确乎已经终结，因为历史的权杖在男性的手中从未易手过。但“历史”对于这些男性作家来说仍然是有意义的，因为即便是要确立“个人”的意义，仍然需要“历史”这一否定项的存在。在这个对峙关系中，“历史”越饱满、越强悍，“个人”就越锐利、越坚实。然而，对于女性作家来说，既有“历史”被否定之后，作为女性“个人”的意义仍然是虚空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女性从来没有过“历史”，而“历史”是确立意义和价值的终极结构，存在的所有意义都是由历史给出的，一切意义皆植根于历史。也正因如此，九十年代“个人化写作”的潮流里，男性作家的“性”或欲望叙事，被视为是针对道统或其他一切宏伟结构的批判性颠覆，通过这样的颠覆，最终确立了个人或自我的主体性，而林白式的“性”则总是被对象化、客体化，成为“文明”视野中的疯癫，成为精神病理学意义上的歇斯底里。如果检索一下当年对“个人化写作”的批评意见就不难发现，男女作家各自的“欲望叙事”所遭受的伦理驳难，是有着很大差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