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处理想小说和理想作者这个说法，是我杜撰出来的。如同众所周知被说滥了的那句话，“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同理，有多少读者，就有多少“理想作者和理想小说”。特别是在一个文学共同体日渐分崩离析的年代中，此种情况表现得尤为鲜明。因此，所谓“理想作者和理想小说”这个具有本质化色彩的事物，其实是不存在的。 然而，对这一点做出适当辨析，并不妨碍人们依据某种尺度去寻找属于自己的“理想小说和理想作者”。一部“理想”的长篇作品有如一座黑暗的房间，其中陈列摆放了无数的奇珍异宝，它们被作者巧妙地安排了位置，各自放射出不同频谱的光芒。这一刻，考验读者的时候就到了——一部分读者通常会看见适合他们眼光的东西，相反，他们对另外一些事物往往熟视无睹。这并不意味着此类事物是没有意义的，只能说，它们静静躺在那里，等待着那些适合它们频谱的读者来“看见”。鲁迅就曾说过：一部《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鲁迅的这段话多年来不断被征引，用来说明一部伟大作品的丰富性。事实上，这段话另外一个启示意义在于，所谓“理想小说”，与“理想读者”是无法分开的。设若有一位能“看见”全部“易、淫、排满、缠绵、宫闱秘事”的读者，那么《红楼梦》将是一部多么“幸福”的小说。因此，尽可能地去接受和领会——即“看见”一部作品所蕴含的丰富意义，其实正是锻炼我们成为一个“理想读者”并且去证成理想小说的必修功课。就我个人作为一个读者而言，我毕生的愿望即是成为这种意义上的理想读者，我也愿意以这个姿态去阅读和体会金宇澄及其《繁花》。 一 金宇澄是谁或作家已死? 提出这个问题不是没有意义的。 2012年，金宇澄携一部《繁花》“横空出世”。当即引发热议，好评如潮。坊间话题不断，沪上纸贵异常。随即，便是《繁花》登堂入室，斩获“2012年中国小说排行榜榜首”、“第十一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第二届施耐庵文学奖”等各种奖项，轰轰烈烈顺风顺水，遂成当代文坛一时之盛。 令人疑惑的是，金宇澄并非我们所知道的那类成名已久的专业大作家，也不是呼应大众文化或青年亚文化崛起讲述“小时代”并顺手捞金的文学新星。他是个1969年插队的老人了，他的身份是一个资深的文学编辑。虽然他曾写过一些受到好评但也无足轻重的作品，而且从《繁花》来推断，他此前的写作及其文字必存其有异于常人之处，然而，作为一个2006年才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的“作家”的金宇澄，终究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就是这样一个悄无声息的人，写出了令世人拍案称奇的《繁花》，这其中所隐含的种种问题，是值得我们问一下究竟的。 也许这并没有什么特殊意义?很多人都可以说这是一个偶然事件——不是金宇澄，也应该是其他什么人，在某种时刻爆冷写出一部奇书。就这个角度而言，当然可以说《繁花》的出现是个偶然事件。即便是作者自己，也表示说如果没有网络开贴这种新媒体技术带来的写作缘分，他很可能不会写成这部书。但是，讨论一下这个偶然中的必然——如果有这个必然的话，那应该是很有趣味的事情。 对我个人的文学观念和写作观念来说，金宇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理想作者”。显然，他是一个身在文学制度之内、却又能有效地规避这个制度所因袭传布的种种毛病的一种人。这里所说的“文学制度”，与人们习惯上所理解的“文学体制”不同：体制云者，可能更着眼于一个国家话语层面上的组织建构，而我所讨论的文学制度，则是强调它的文学史内部渊源以及种种文学常识的变形。一般说来，一种文学制度的建立总是一种历史语境的外化，它会在题材选取、叙事姿态、语言方法论以及笼统的文学“腔调”等等各方面形成自己的“霸权”，进而约束了文学的自由天性和语言的深邃韵味。一如我们通常看到的那些作家作品，无论怎样在这个制度之内标新立异翻云覆雨，其实大致都是事倍功半了无新意的，走到极端时，更难免“怪力乱神”。“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学传统，曾经以一种激进的西方化叙事姿态压抑了文学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当其革命性和先锋性能量被消耗殆尽之后，我们看到了一种相当无奈的情形：作为一种被定格了的文学制度，它的危机何时到来，可能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由《繁花》所昭示出来的写作者的立场，表明金宇澄具有一种非常“纯粹”的文学态度。在规避新文学制度传统的霸权压迫的同时，他始终坚守和分享了文学共同体最基本的要义：美学价值、语言、趣味。一个从不在这个匆忙紧迫的文学制度中急吼吼每隔两三年就写一部长篇的人，一个敢于捍卫自己“有权利不进步”的文学价值观的人，一个用历史的“边角料”写出大时代的精神流变的人，一个信仰“不亵不笑”的美学趣味观的人……所有这些，他是必然会写出《繁花》的人。 这个必然性，提示着什么呢?我以为它提示了一个看似浅显陈旧、实则需要重新打量的作者主体性的问题。罗兰·巴特关于“作者之死”的著名论断，强烈反对了作者作为文学文本立法者的特权，他试图以这种最为惊世骇俗的悲壮宣告，解放长久以来被主体—作者统治着的文本意义。从主体的诞生到主体的死亡，西方现代哲学所能给出的结论，在相当的程度上宣喻了由笛卡尔开启至黑格尔集大成的理性主义世界观的坍塌。这种残酷的历史玩笑，开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也曾经催生出中国式的现代主义文学热潮。当然，那时候大家还不懂这个“国际玩笑”的残酷性，相反，人们像是聆听了福音书一般，欢欣鼓舞地去拥抱这种坍塌，以为文学从此就过上了幸福美好的生活。然而历史自身的逻辑要求我们在拥抱这个坍塌之前，必须去理解它。我们真的理解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