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梁的小说《血色浪漫》以及同名电视剧①，塑造了以钟跃民、张海洋、周晓白等为代表的一批大院子弟出身的顽主形象，正是“大院子弟”和“顽主”的双重身份使得这些形象既区别于一般大院子弟，又不同于一般贫民顽主。遗憾的是，很多关于《血色浪漫》，特别是其主人公钟跃民形象的分析文章，总给人隔靴搔痒的感觉，根本原因就是只把钟跃民们当作了一般顽主，或当作了特立独行、桀骜不驯的自由战士，而忽视了他的大院子弟这个更为重要的身份。 一 从“老兵”到“顽主” 在具体分析《血色浪漫》中的大院顽主之前，先让我们对“大院”和“大院子弟”这两个概念做简要辨析。 在中国的特殊政治文化语境中，“大院”特指新中国成立后出现的军队大院或国家机关大院(主要集中在北京)，而不是平民百姓生活的逼仄院落(如老舍笔下的“大杂院”)，它不仅仅是一个物理空间，而且也是一个中国式的政治文化空间。大院里警备森严，高干云集，功能齐全：工作区、家属区、体育及娱乐区、医院，一应俱全。大院中人主要是军队高级干部、各部委领导人及其家族，他们的主流既不是老百姓，也不是知识分子(即使有一些文化人、作家、艺术家，一般也都同时兼任高干)。这种双重区隔决定了大院中人的文化姿态和文化立场既不是民间大众的，也不是知识精英的。 作家王朔曾经这样描写北京复兴门外的部队大院：“这一带过去叫‘新北京’，孤悬于北京旧城之西……我叫这一带‘大院文化割据区’。”②王朔小说较早对大院和大院文化进行了描述。在王朔看来，大院和大院文化并不是传统封建社会的王室或士大夫特权的延续，“与老北平号称文化鼎盛一时之绝的七百年传统毫无瓜葛”③。自称是在“大院文化”中长大的王朔，把大院文化归入“革命文化”，指出“那种带有满族色彩的古都习俗、文化传统到我这儿齐根儿斩了。我的心态、作派、思维方式包括语言习惯毋宁说更受一种新文化的影响。暂且权称这文化叫‘革命文化’罢”。④ 的确，作为寄生于大院和大院文化的特殊群体，大院子弟是革命文化培育的红色贵族。作为老一辈革命家的后代，大院子弟很早就树立了远大的政治志向，有接班人的抱负。大院附近或市区某些重点中学常常集中了比较多的大院子弟，这些中学里的学生对政治的关心达到了狂热程度。在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中国政坛风云变幻，在老师们乃至校长还一头雾水时，学生们已经准确地知道了中央的人事变动和领袖的各种讲话…… 大院子弟家庭内部的教育也是高度政治化的，父辈常常带着培养接班人的明确目标教育子女。北京女作家张聂尔是将门之后，她在小说《将门男女》中记述：身为司令员的父亲柳洞天总要把许多文件带回家给子女看，让子女和他一起享受军级以上干部待遇，“这是爸爸在政治上培养你们，让你们多懂一点”。⑤ 特殊的出身使大院顽主自命不凡，坚信自己与众不同(不仅在血统上先天优良、在行为上英雄好汉，而且在精神上也是高人一等)，坚信世界会因自己而改变。作为过来人的陈凯歌对“文革”前干部家庭出身的学生的心态是这样评价的：“他们大多为父辈的业绩感到骄傲，以天生的革命者自居，自以为血统高贵，思想纯洁，堪当国家大任，热烈地向往辉煌的业绩。”⑥曾在北京读研究生的画家陈丹青则这样谈他的北京同辈的等级观念：“北京是骄傲的城市，这种骄傲的程度，取决于他们家长的行政级别与官位高低。我所认识的北京同辈只要问你住在北京哪个区、哪个大院，上过哪所中学、小学，甚至托儿所，就掌握你的出身、地位与重要性：是区级还是市级，是民盟还是政协，是军区还是中央军委，是中央还是中央直属，是中央办公厅还是中南海……”⑦ 《血色浪漫》中的钟跃民、张海洋、周晓白、李援朝就是一些大院子弟。但和其他大院子弟不同的是，这些人的父母在“文革”时期受到冲击，暂时被排挤出权力中心(当然也没有因此沦为真正的贫民)。这使他们的身份变得复杂起来：他们不是得势的高干子女，除了在“文革”初期那一段时间，他们基本上处在当时的红卫兵造反运动的边缘(在“文革”遭到否定之后，这点反倒成为他们从政的重要政治资本)；同时，他们也不是栖身小胡同中的平民百姓，而是暂时靠边站、暂时处于政治权力边缘的干部子弟。 当然，暂时靠边站并不意味着他们一开始就认清了“文革”的本质，并有意与之保持距离，也不意味着他们从此放弃了从政的念头，更不意味着他们有不同于当时占据主流的当权派(包括所谓“四人帮”)的政治理念。实际上，钟跃民、张海洋、李援朝这帮人在“文革”刚开始时都是最早的红卫兵(“老兵”)，最早响应领袖号召起来革命，“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作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后代，作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他们不但有强烈的特权意识，更有突出的参政意识(更准确说是接班意识)。他们当中有些人鼓吹“血统论”⑧，搞“红色恐怖”，严刑拷打自己的老师和同学。但由于错误理解了领袖意图(他们理解的“文革”是像反“右”那样整治知识分子，而不是揭发“党内的走资派”)，他们很快就被边缘化了。到了1966年下半年，他们的爹妈很多被打成“黑帮”，接受审查。革命革到了自己头上。于是他们心怀不满，秘密组织了“联动”(全称“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对抗中央“文革”，冲击公安部。“联动”覆灭后，他们被扣上“保皇党”的帽子，淡出政治运动。加上当时的学校教育几近瘫痪，法纪荡然无存，全社会陷于无政府状态，于是大院子弟开始了自己短暂的荒唐岁月，变成了玩世不恭的“顽主”：游手好闲、溜门撬锁、“练架”(打架)、“插人”(用刀子捅人)、“吃佛”(盗窃)、“拍婆子”(搞对象)。⑨但从长远来看，这段暂时的经历并不影响他们在未来重返主流，事实上还使得他们避免了“政治错误”，获得了更多的政治资本，没有留下“文革”时期的极“左”政治污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