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郁达夫早期的作品里，朦朦胧胧地勾勒出一个现代人的肖像：他敏感、忧郁、有着亢奋的精神和与之不匹配的孱弱的身体，理想远大，自视甚高却丧失行动的能力，对这个世界除了怨恨简直没有半点用处。这种形象常常被称之为现代文学里著名的零余者形象。郁达夫是其始作俑者，他的《沉沦》是中国现代文学第一部短篇小说集，而最早的零余者形象就出自这本集子。 以往的研究者一直忽略了一个现象，就是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同时又是一个惯于偷听的人：他偷听他的情人和别人的调情，他是各种各样性行为的窥视者。偷听，如果仅仅是一个文学的手段，那么在古往今来的文学作品里确实屡见不鲜，中国古典四大名著就包含了许多偷听场景。仅以《红楼梦》为例，研究者冉耀武告诉我们：“《红楼梦》前八十回，简直是以偷听开始，也是以偷听结束，几乎每一回都有偷听的描写。”特别是红楼梦的故事本身就被描写为一场偷听的结果：女娲补天所遗留的无用之石，听到了一僧一道谈论人间富贵，这才动了凡心，要去人间游历一番。①在西方小说里，“偷听”也同样被广泛地使用。比如，在简·奥斯汀、巴尔扎克、狄更斯和普鲁斯特的小说里，“偷听”经常成为故事叙述的内在动力。同时，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偷听”出现在现代文学里，和西方人对“隐私”、“交往的困难”、“理解的不可能”等焦虑有关，更和资本主义所生产的都市空间的特性密不可分，因此，“偷听”是一个非常现代的事件。②五四以来，偷听这个场景也经常出现在中国启蒙文学和革命文学中，比如在曹禺的话剧《雷雨》、张爱玲的《金锁记》、鲁迅的《狂人日记》、赵树理的《悔》《小二黑结婚》和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等。 但总的说来，现代文学作家里恐怕没有一个人像郁达夫那样沉湎于描述偷听，他的各个时期的小说都常有偷听的情节③。如何理解这个文学现象?“偷听”显然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学手段，它不是叙事的动力、情节发展转折的契机、情景营造的技巧和增加艺术效验的种种戏剧化手法。它比作为艺术手段的偷听有着远为丰富的内涵。本文试图在更宽泛的角度来理解它，把它当成现代文学形式的一个内在方面。具体就郁达夫的小说写作而言，“偷听”具有双重的含义，它首先是零余者的一个显著的精神特征，其次也是一种文本的深层意识形态，是小说形式的内在模式。本文将试图揭示，郁达夫的零余者在某种意义上说乃是一个偷听的人，这么说是因为，除了偷听他并不再主动做任何事情，郁达夫小说几乎没有什么情节，而偷听几乎就是唯一的情节，是在小说中发生的唯一的事件，他最著名的小说《沉沦》就是靠四次偷听来讲述故事的。因此，我们有理由说，偷听乃是现代主体生成的一个事件。那么对现代主体的分析实际上有赖于我们对“偷听”所包含的各种哲学的、伦理的和美学的意义作出详尽的阐释。 在《沉沦》的开头，郁达夫就为现代个体的存在方式定下了一个总体的基调，这里面没有自由主义者理解的“自由人”的概念，而恰恰是卢梭意义上的人：人生而自由，但锁链却无处不在。“他”拥有所有的自由者的权利：在哪求学读书，读什么样的书，自由的恋爱，甚至发表言论等等，他从中国负笈海外，并不怎么为金钱所苦恼，至少《南迁》的主人公“伊人”的生活还是颇为宽裕的，他甚至可以挖苦美国传教士的吝啬。郁达夫起笔勾画了一个现代自由人的形象，这是能成为零余者的前提。但笔锋一转，他就把这个自由人的不自由刻画到骨髓里去了：“他近来觉得孤冷得可怜。他早熟的性情，竟把他挤到与世人绝不相容的境地去，世人于他的中间介在那一道屏障，愈筑愈高了。”是什么东西在剥夺他的“自由”，使他只能生存于绝地?这当然是小说叙述的全部线索。于是开头的第一个字“他”便豁然站立在我们面前：他是一个无法享受他的自由权利的人，一个被逼得离群索居的人，一个只能放弃外在生活而专注于内心生活的人。因为有“一道屏障”把他和社会分开，也使他自己不能成为完整的人。在这种困境里，偷听高墙外的声音似乎就显得必不可少，问题是，这种偷听的严肃性将如何被确认：他是真的在偷听?偷听的是真实的声音，还是被动地在偷听，得到的不过是自我的幻觉?是自我打在墙壁上的回音还是外界的穿墙而过的真实? 在《沉沦》里，主人公总共遭遇了四次偷听事件，每一次都把主人公的精神困境加深了一层，直至不负“挤压”的重荷，而最终绝命于人间。第一次偷听是最没有戏剧性的，但从整个故事看，却是最重要的一次偷听，因为它发掘出了主人公的原罪意识。这次偷听也许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偷听，因为它不牵涉任何非法和不道德的行为。但如果我们想到主人公是生活在与世隔绝的一道墙内的时候，这不是偷听又是什么呢?他在他的班集体里是异常的孤独的，不能无拘无束地和同学们一起说笑，而当他们说笑作乐的时候，“只有他一个人锁了愁眉，舌根好像被千钧的巨石锤住的样子，兀的不作一声”。他是孤立于集体之外的人，但对此他无法漠然视之，而是不断神经质地猜想，到底他们是不是在取笑他了。“他的同学日本人在那里欢笑的时候，他总疑他们是在那里笑他，他就一霎那的红起脸来。他们在那里谈天的时候，若有偶然看他一眼的人，他又忽然红起脸来，以为他们是在那里讲他。”这里面因为偷听是以生活常态化的方式出现的，所以我们很难认为他在偷听。不过，我们确切无误地知道，他时时刻刻在同学间是竖起耳朵来的，而在他的内心则翻来覆去重复一句相同的话：“他们都是日本人，他们都是我的仇敌，我总有一天来复仇，我总要复他们的仇。”整个小说并没有明确说他是被他的日本同学嘲笑着，相反，小说似乎暗示，这种“仇日”的情绪和具体的哪次偷听没有关系，也就是和偷听的内容没有关系，不是偷听到的侮辱性的话语令他仇日。相反，它只和抽象的“偷听”有关，和这个偷听的形式，或者这个偷听的心理机制有关。无论如何当正常的交流成为不可能时，无论怎样去听都要叫做偷听。这种偷听已经成为郁达夫笔下零余者的最根本的存在模式：他是以偷听者的身份生活在日常生活里的。是什么造成这种反常的心理机制呢?小说说得很清楚，就是因为他是被人看不起的支那人。这是把主人公和他所处的环境隔开的最隐形的一堵墙。墙基就是作为中国人的原罪意识。所以，在四次偷听的叙事里，这第一次的叙事是元叙事。随后我们会看到，这个元叙事不断被其他叙事压制住，但最后，当这个元叙事重新出现的时候，主人公解决的办法就只有自杀了，因为他意识到，他对这个根本困境实际上是无能为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