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说文》与鲁迅若干文学作品的内部关系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2338(2013)05—0165—07

       鲁迅先生的文字学修养中包蕴了甲骨文和《说文解字》(后均简以《说文》代之)示意于象、彰义于形的思想菁华。这或许与鲁迅多年以来治冶相关的中国古文字有关。

       鲁迅对甲骨文研究的热情，在他1917年至1933年的日记和书帐中都有丰实的记录和反映。他搜集相关的甲骨文拓本和研究文献累计达16种之多，它们按日记时间先后顺序计为：《殷商贞卜文字考》(日记·1917.1.28)[1](P274)，《殷墟书契待问编》(日记·1918.1.4)[1](P315)，《殷墟书契考释》(日记·1918.1.4)[1](P315)，《殷文存》(日记·1918.2.10)[1](P318)，《殷墟卜辞》(日记·1918.7.31)[1](P335)，《殷墟书契精华》(日记·1918.9.21)[1](P340)，《铁云藏龟之余》(日记·1918·书帐)[1](P354)，《甲骨契文拓本》(日记·1919.1.21)[1](P358)，《马叔平所藏甲骨文拓本》(日记·1919.5.23)[1](P369)，《簠室殷契类纂》(日记·1920.11.2)[1](P414)，《殷墟书契类编》(日记·1928.7.19)[2](P89)，《殷契拾遗》(日记·1928.书帐)[2](P113)，《甲骨文字研究》(日记·1931.5.14)[2](P252)，《铁云藏龟》(日记·1931.6.7)[2](P256)，《商周金文拾遗》(日记·1932.3.4)[2](P301)，《卜辞通纂》(日记·1933.5.12)[2](P376)。鲁迅对甲骨文拓本和研究文献的热爱，不仅仅限于收藏，亦且深入研究。反映在这一时段的日记中，则时见其与当时的文字学大家刘半农[1](P341)、钱玄同[1](P358)等交流的记录；另在《日记·戊午.7.31》购《殷墟卜辞》后，有言曰：“阅之，甚劣”[1](P335)句，可见作者对甲骨文的鉴识已有相当的功力。

       鲁迅早年在日本东京曾师承章太炎先生研习《说文解字》。据共习者周作人回忆，“听太炎先生讲《说文》，是一九○八年至九年的事，大约继续了有一年少的光景”[3](P215)。而章太炎授课，“用的书是《说文解字》，一个字一个字地讲上去，有的沿用旧说，有的发挥新义，干燥的材料却运用说来，很有趣味”[3](P216)。章太炎先生这种沿革中又有创新的思维方式，毫无疑问对鲁迅未来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按许广平的回忆，在创作中，鲁迅“每一个笔名，都经过细细的时间在想”[4](P29)。鲁迅的笔名大多循《说文》之范，或从音训、或从偏旁部首，深文隐蔚，和当时的时代氛围、自己的文旨诉求或历史经历紧密相关。如其笔名“华圉”，“‘注：圉圉，困而未舒之貌。’意盖困于中华也”[4](P23)；笔名“隼”则释为：“‘笺：隼，急疾之鸟也，飞乃至天，喻士卒劲旅，能深攻入敌也。’旅隼，和鲁迅音相似，或者从同音蜕变。隼性急疾，则又为先生自喻之意。”[4](P23-24)至于笔名“宴之敖”，鲁迅自己解释说：“宴从宀(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说文》作，游也，从出从放)；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4](P32)由此含蓄地解答了他从八道湾屋迁出之原故，盖因弟妻所驱也。其它笔名还有“它音”[4](P24)、“楮冠”[4](P24)、“隋洛文”[4](P25)、“丰之余”[4](P26)等，均可在《说文》范式中找到其思想来源。

       鲁迅在文章内使用《说文》范式，较多学者注意到了其《且介亭杂文》之“且介”二字实乃“半租界”的寓意，但学界对鲁迅其它作品中的文字解析，能够参研鲁迅本身文字学修养来作全新的阐发的，则至今为数不多。事实上鲁迅诸多文章中，与《说文》及甲骨文范式关联者决不仅止于此，深研之则应有广大空间可拓。

       言至此，则很有必要论及鲁迅对历代文字图案方面的广泛涉猎和精细研究。因为中国古文字皆出于象形，与图案设计的视觉效果有着天然的联系。能够注意图案的意蕴情趣的美术设计者，就一定能领会文字直观的象形意境。而鲁迅对二者均有独到的研究和实践。据甲骨文大家郭沫若说，“鲁迅对先秦古物虽然不大致力，而对于秦以后的金石铭刻，尤其是北朝造像与隋唐的墓志等，听说都有丰富的搜罗。”[5](P227)而郭沫若这种“听说”，在鲁迅的日记、书帐中，及其胞弟周作人和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回忆录中都可得到丰厚证实。比如，周作人提到其在绍兴时就曾“帮同鲁迅搜集金石拓本”[3](P286)一事；蔡元培《记鲁迅先生轶事》一文则提及鲁迅在北平时对汉碑图案拓本的搜辑“已获得数百种”[6](P426)。另据鲁迅日记和书帐记录统计，鲁迅搜集汉画像及碑拓共达六千余件，曾计划出版。终因印制成本太高，无法实现。他不但编辑，也曾描摹其图案[7](P41)。事实上，鲁迅从《华盖集》开始，就为自己的杂文集设计封面，并能够追求不同的艺术效果[7](P91)。鲁迅对封面的设计不惟吸纳国外的图案花饰[7](P84)，亦且活用自己一直搜集整理的汉代石刻图纹于其中，使得封面视觉效果雍容而灵动，富于想象力[7](P86)。关注“画者鲁迅”的客观存在，似可更深广地理解“文学家鲁迅”的作品意蕴。因为文字与图案，绘画与文学，在心理学视觉层面上本就存有互相转换的内在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