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文坛上，周作人是一个非常复杂、很有影响而又聚讼纷纭的人物。他学识广博，有学者赞其见识涉及“多方面”，“大到人生、社会，小到花木虫鱼”①。其中，周作人对女性的认识“融会中西古今，博大精深”②，尤其值得关注。论者称赞“中国现代文学家、思想家中，对妇女问题关注之深、贡献之大者，没有超过周作人的了”③。周作人评价自己治学时也曾说过这样的话：“我没有专门学问，关于文学自己知道没有搞得通，早已不弄了，但是现在还有兴趣的是希腊神话、童话儿歌，以及民俗这一部分的东西，这里牵涉妇女儿童问题，我也比较的加以注意。”④可以说，周作人的女性观不仅是其个人思想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时也代表着近代以来思想界对女性问题进行探讨所取得的较高成就。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学界对周作人女性观的研究取得了突出的成绩。舒芜等一批学者在认真梳理周作人女性思想的基础上，对其主要特点和时代精神作了深入的阐发。也有研究者指出，在周作人女性观的内部，同时存在着与“启蒙”、“进步”这方面的认识主流并存的“异质性成分”⑤。这些见解均有利于加深对周作人女性观的认识。不过，目前研究中还存在比较明显的缺憾，即考察的起点大多始于1918年周作人翻译与谢野晶子《贞操论》之后，对他早年的女性思想则常是一笔带过，且存在不少讹误。这样一种描述实际上不无人为割裂之嫌，即只是侧重将周氏女性观纳入“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宏观叙事的背景之下，而缺乏更为接近全景的显像和探讨。 事实上，自1904年起，周作人在《女子世界》上公开发表一系列作品，其女性思想已有所流露。这些作品分别采用小说、论说、诗歌、译作等多种体裁，或假托女士之名，或以“我女子”、“我女界”的口吻谈论女性问题。1906年夏秋之间，周作人跟随鲁迅东游日本，此后他对女性问题的思考发生了两点变化：其一，讨论热度明显下降，直到1918年翻译《贞操论》之后才重又燃起关注的热情；其二，思想认识较前一时期发生迁变，且态度多有复杂之处。 虽然周氏去日之前的女性思想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无法与其“五四”以后的情况相比，但这毕竟是他对相关问题思考的起点，这一时期亦可视为周作人女性观的发生阶段。基于此，本文借助周作人的作品、日记以及回忆录等有关史料，探询早年生活、思想以及读书等相关经验对周作人女性观之生成的作用，并尝试揭示他于1906年夏秋之间随鲁迅前往日本之后在女性观方面发生的迁变。 学界在相关研究中普遍认为，周作人少年时代所接触的妇女对他女性观的形成起到了直接的作用——是她们一生悲苦的命运，激发了周氏对女性的同情，进而“哀妇人而为之代言”。这里所说的少年时代，指的是周作人1901年17岁赴南京求学以前；而悲苦女性形象，则以其祖母蒋老太太及杭州花牌楼的诸位妇女为代表。 这种观点的形成依据，主要取自周氏的回忆。幼年的周作人被继祖母抚养。他曾假托别人的口吻回忆这位长者痛苦的一生：“她的瘦长的虔敬的脸上丝丝刻着苦痛的痕迹，从祖父怒骂的话里又令我想见她前半生的不幸……我心目中女人一生的命运便是我这祖母悲痛而平常的影像。”⑥1897年，周作人13岁，由于祖父的小儿子外出求学，便“补他的缺”到杭州去陪伴祖父。这时他住在花牌楼，接触了包括祖父的妾潘姨太太、女仆宋妈、邻居余太太等在内的几位妇女。关于她们一生命运的悲苦，周作人在1946年《老虎桥杂诗》(“吾怀花牌楼，难忘诸妇女”)⑦和晚年的《知堂回想录》中均有详尽的描述。为此，研究者认为，“妇女问题最终成为周作人的基本人生命题，他在花牌楼的生活经验至少是打下了基础的”⑧。 然而，这里有一个问题：周作人的这些回忆在多大程度上是对早年生活感受的“再现”?有无可能是其成年之后在特定理念支配下对童年记忆的反思与“重构”?实际上，自1898年正月周作人记日记始，到是年5月他从杭州返回绍兴，日记中并无花牌楼妇女悲惨命运的记载；相反，倒是有不少关于她们相对比较平静甚至有几分安逸的生活的叙事。例如，《老虎桥杂诗》中被叹作“生作活切头，无人知此苦”的“石家妇”，在早年日记有关她生子一事的记载中，并无任何苦状：1898年农历三月初二，“近邻磊邨石寓主泉新妻余氏，生子一人名后芸，时方巳正，送挂面三碗来”；初四，“石宅小儿洗浴”；一个月后，“石氏子剃头，送肉一盌，鳊一盌来”。又如《老虎桥杂诗》中“老年苦孤独，瘦影行踽踽”的“姚氏妪”，日记留下的也只是一些生活琐事，而并无不幸迹象：1898年农历三月上巳日，“下午近邻姚、邵二氏买小鸡六只，每六十五文”。再如，潘姨太太悲惨的命运始于1904年周氏祖父去世，“遂觉得难于家居，渐渐‘不安于室’”，并于1909年辞别而去，开始跟了一个本地的小流氓，后来不知所终⑨。而潘姨太太在花牌楼时期，不仅有女仆宋妈照料，生活还很悠闲。她爱好京戏，有一次为了抄两册两寸多长的石印戏本，因不会写字，所以“用薄纸蒙在上面，照样的描了下来”。此外，潘姨太太在家中也有一定地位，如她俏皮地挖苦周作人偷冷饭是“猫儿偷吃去了”⑩，且日记在1898年农历三月廿一还记了她过生日一事。可见，对潘姨太太的同情不大可能产生于周作人的少年时期，因为此时的她生活还是比较安稳闲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