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语言学”和“‘文学’学” “语言学”和“‘文学’学”隔膜很深，“‘文学’学”和“语言学”距离很远。 近代科学以来，学科分化越来越精密，“语言学”和“‘文学’学”渐行渐远。大约是术业有专攻的缘故，学问越“大”往往其研究就越假，研究越“精”常常其学问就越大。2010年前后，语言学家陆俭明、刘丹青等向教育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提议建立“语言学”一级学科①，以期与国际接轨。但是，据说“‘文学’学”家们反对那个提议，认为学科也要符合国情。201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公布学科新目录，“语言学”依然作为“文学”下面的二级学科。 把“语言学”和“‘文学’学”拉上同一条船，挤撮成一对鸳鸯，未必真能成事。近百年来，众多“‘文学’家”中能够谈一点语言学的大概主要有鲁迅和林语堂。林语堂是德国莱比锡大学语言学博士，回国后原本打算在语言学领域大显身手，岂料中国的学术环境太过“土气”(他的“小学”功底也常常受“语言学家”们耻笑)，他一个洋博士呼吸不畅，只好转行做了文学家。当然，林语堂还扎扎实实编过几部汉英辞典，不可小觑。鲁迅弃医从文以后，成长为一名优秀的作家。鲁迅在文章里提过他有好几位老师，章太炎就是其一。鲁迅曾一顾茅庐免费听了次《说文》，从此也算是章氏“弟子”学过“小学”。在《门外文谈》里，鲁迅说“再好一点的是用罗马字拼法，研究得最精的是赵元任先生罢，我不大明白”②。其实，创制字母文字还算不上什么，像赵元任那样的方言、音韵研究才更像语言学。“‘文学’学”家(研究文学的学者)们很少有人敢自比“‘文学’家”(创作文学的艺术家)鲁迅和林语堂(至少鲁迅同时还是“‘文学’学”家)。就这样，“语言学”和“‘文学’学”隔膜了近百年，在它们二者之间很难找到契合点、共同语言。 “‘文学’学”上有不少的谜，20世纪30年代的大众语运动就是其一。不过呢，好在它正处在“‘文学’学”和“语言学”的契合点上，在语言学上它可不是个什么谜。“‘文学’学”实在是拗口，在下文中，笔者将使用诸如“文学研究”一类的表述。在此之前不费拗口，只是为了和“语言学”相对而称。当然，也有个别学者认为文学也谈不上“研究”，更多的是一种“评说”，或者叫“评论”，例如，期刊《文学研究》于1959年更为现名《文学评论》。有个别学者为了显示精英意识喜欢用“文学批评”一词，使得汉语语境下的“小老百姓”对此有点紧张并且讳莫如深。也有个别学者主张“文学批评”包含于“文学评论”之中，二者内涵不同。但是，笔者倾向于认为文学谈得上“研究”，不然的话，诸如“中国现当代文学”作为一种“学科”那就有点儿儿戏了。在文学研究领域，关于“大众语运动”的话学者们说过不少，但从来就没说明白过，甚至越说越糊涂，简直就是个烂泥塘。相反，在语言学领域，对于它学者们解释的相当少，似乎不太值得说，大概是因为它太浅陋吧，它最多也不过是半截小溪，更不曾源远流长过。 现今，“学院式的语言学家”们很少涉入文学研究；但是，对于“大众语运动”来说，它还真的需要做一番“纯而又纯的语言学”研究。近年来，笔者一直在从事“民国语言学史”研究，为“大众语运动”写上一笔也算是尽了笔者的本分。 二、发挥：拿“语言”给“文学”断史 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拿“语言”来给“文学”断史在逻辑上并不荒谬。只是，当“语言”和“文学”纠缠在一起，我们就需要小心翼翼，谨防循环论证。 1.中国现代文学史 按照惯例，我们常常把五四新文化运动定为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但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并非确指五四那一天，也非1919年这一年。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有“1919说”“1917说”“1915说”“1912说”“1898说”等几说。其实，如果要保留“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提法，不妨把它的起点约略算到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诏退位。这样一来，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就可以定为“1912年前后”。事实上，任何历史都不会因为某个所谓的“节点”戛然而止，人类历史是个“连续统”，不是什么“离散点”。我们给学术史分期划段，首要的依据是纯粹意义上的“学科特点”和“学科规律”。在此前提下，我们必须明确分期划段的“目的”是为了便于总结学科规律、细化学科研究。这样的“目的”要求我们既不能“遗忘和遮蔽”什么，也不能“重复或拼凑”什么，至于其“名称”或“提法”倒不是最重要的。丁帆曾提出过“民国文学史”的观念③，学界对此反应不一。“民国文学史”起自1912年1月1日或1911年10月10日或1912年2月12日，也就是“1912年前后”。假如有一段历史被研究者“遗漏”了，提出一个新“名称”来强化、补充研究就显得非常必要。假如因为多出了几个新“提法”，造成了研究上的诸多“重复”，那就有点儿冤枉。 “现代文学”曾是个新“名称”，“新文学”也曾是个旧“提法”④。幸运的是，我们并没有因为多了个“名称”而造成太多研究上的冤枉。 “新文学”再往上追溯是“白话文学”，但“白话文学”不一定是“新文学”，到了“五四时期的白话文学”才算数。在“托古改制”的《白话文学史》里，胡适把白话文学的历史上溯到汉武帝时代。可是，鲁迅说“新文学是在外国文学潮流的推动下发生的，从中国古代文学方面，几乎一点遗产也没摄取”⑤。“新文学”除了在思想内容上“新”外，在语言工具上也“新”。所以，拿“语言”来给“文学”断史自有一定的根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