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来，由于中国的社会性质和特殊的历史处境，乡土文学和农村题材一直占据着中国文学的主流地位。这期间虽然也有变化或起伏变动，但基本方向并没有改变。即便是在21世纪发生的“底层写作”，其书写对象也基本在乡村或城乡交界处展开。但是，近些年来，作家创作的取材范围开始发生变化，不仅一直生活在城市的作家以敏锐的目光努力发现正在崛起的新文明的含义或性质，而且长期从事乡村题材写作的作家也大都转身书写城市题材。这里的原因当然复杂。根据国家公布的城镇化率计算，2011年我国城镇人口超过了农村人口。这个人口结构性的变化虽然不足以说明作家题材变化的原因，但可以肯定的是，城市人口的激增，也从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城市原有的问题和矛盾，比如就业、能源消耗、污染、就学、医疗、治安等。文学当然不是处理这些事务的领域，但是，这些问题的积累和压力，必定会影响到世道人心，必定会在某些方面或某种程度上催发或膨胀人性中不确定性的东西。而这正是文学书写和处理的主要对象和内容。当下作家的主力阵容也多集中在城市，他们对城市生活的切实感受，是他们书写城市生活最重要的依据。 我曾分析过乡村文明崩溃后新文明的某些特征：这个新的文明我们暂时还很难命名。这是与都市文明密切相关又不尽相同的一种文明，是多种文化杂糅交汇的一种文明。我们知道，当下中国正在经历着不断加速的城市化进程，这个进程最大的特征就是农民进城。这是又一次重大的迁徙运动。历史上我们经历过几次重大的民族大迁徙，比如客家人从中原向东南地区的迁徙、锡伯族从东北向新疆的迁徙、山东人向东北地区的迁徙等。这些迁徙几乎都是向边远、蛮荒的地区流动。这些迁徙和流动起到了交融文化、开发边地或守卫疆土的作用，并在当地构建了新的文明。但是，当下的城市化进程与上述民族大迁徙都非常不同。如果说上述民族大迁徙都保留了自己的文化主体性，那么，大批涌入城市的农民或其他移民，则难以保持自己的文化主体性，他们是城市的“他者”，必须想尽办法尽快适应城市并生存下来。流动性和不确定性是这些新移民最大的特征，他们的焦虑、矛盾以及不安全感是最鲜明的心理特征。这些人改变了城市原有的生活状态，带来了新的问题。这多种因素的综合，正在形成以都市文化为核心的新文明①。 这一变化在文学领域各个方面都有反应。比如评奖。2012年，《中篇小说选刊》公布了2010至2011年度“古井贡杯”全国优秀中篇小说获奖作品：蒋韵《行走的年代》、陈继明《北京和尚》、叶兆言《玫瑰的岁月》、余一鸣《不二》、范小青《嫁入豪门》、迟子建《黄鸡白酒》六部作品获奖；第四届“茅台杯”《小说选刊》年度大奖获奖的中篇小说有戈舟《等深》、方方《声音低回》、海飞《捕风者》，短篇小说有范小青《短信飞吧》、裘山山《意外伤害》、女真《黑夜给了我明亮的眼睛》。这些作品里居然没有一部是农村或乡土题材的。这两个例证可能有些偶然性或极端化，而且这两个奖项也不是全国影响最大的文学奖，但是，它的症候性却证实了文学新变局的某些方面。 在我看来，当代中国的城市文化还没有建构起来，城市文学也在建构之中。这里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在建国初期的50、60年代，我们一直存在着一个“反城市的现代性”。反对资产阶级的香风毒雾，主要是指城市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因此，从50年代初期批判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到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千万不要忘记》等的被推崇，反映的都是这一意识形态，也就是对城市生活的警觉和防范。在这样的政治文化背景下，城市文学的生长几乎是不可能的；第二，现代城市文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贵族文学”，没有贵族，就没有文学史上的现代城市文学。不仅西方如此，中国依然如此。“新感觉派”、张爱玲的小说以及曹禺的《日出》、白先勇的《永远的尹雪艳》等，都是通过贵族或资产阶级生活来反映城市生活的；虽然老舍开创了表现北京平民生活的小说，并在今天仍然有回响，比如刘恒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但对当今的城市生活来说，已经不具有典型性。王朔的小说虽然写的是北京普通青年生活，但王朔的嬉笑怒骂调侃讽喻，隐含了明确的精英批判意识和颠覆诉求。因此，如同建构稳定的乡土文化经验一样，建构起当下中国的城市文化经验，城市文学才能够真正的繁荣发达。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看到了作家对都市生活顽强的表达，这是艰难探寻和建构中国都市文学经验的一部分。 表面看，官场、商场、情场、市民生活、知识分子、农民工等，都是与城市文学相关的题材。当下中国的城市文学也基本是在这些书写对象中展开的。一方面，我们应该充分肯定当下城市文学创作的丰富性。在这些作品中，我们有可能部分地了解了当下中国城市生活的面貌，认识今天城市的世道人心及价值取向；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承认，建构时期的中国城市文学，也确实表现出了它过渡时期的诸多特征和问题。探讨这些特征和问题，远比作出简单的好与不好的判断更有意义。在我看来，城市文学尽管已经成为这个时代文学创作的主流，但是，它的热闹和繁荣也仅仅表现在数量和趋向上。中国城市生活最深层的东西还是一个隐秘的存在，最有价值的文学形象很可能没有在当下的作品中得到表达，隐藏在城市人内心的秘密还远没有被揭示出来。本文将具体探讨当下城市文学的主要问题。 一、城市文学还没有表征性的人物 今天的城市文学，有作家、有作品、有社会问题、有故事，但就是没有这个时代表征性的文学人物。文学史反复证实，任何一个能在文学史上存留下来并对后来的文学产生影响的文学现象，首先是创造了独特的文学人物，特别是那些“共名”的文学人物。比如法国的“局外人”、英国的“漂泊者”、俄国的“当代英雄”、“床上的废物”、日本的“逃遁者”、美国的“遁世少年”等人物，他们代表了不同时期的文学成就。如果没有这些人物，西方文学的巨大影响就无从谈起。当代中国的“十七年”文学，如果没有梁生宝、萧长春、高大泉这些人物，不仅难以建构起社会主义初期的文化空间，甚至也难以建构起文学中的社会主义价值系统。新时期以来，如果没有“知青文学”、“右派文学”中的受难者形象，以隋抱朴为代表的农民形象，“现代派文学”中的反抗者形象，“新写实文学”中的小人物形象，以庄之蝶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形象，王朔的“顽主”等，也就没有新时期文学的万千气象。但是，当下的城市文学虽然数量巨大，我们却只见作品、不见人物。“底层写作”、“打工文学”整体上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应，但它的影响基本是文学之外的原因，是现代性过程中产生的社会问题。我们还难以从中发现有代表性的文学人物。因此，如何创作出城市文学中的具有典型性的人物，比如现代文学中的白流苏、骆驼祥子等，是当下作家面临的重要问题。当然，没落贵族的旧上海、平民时代的老北京，已经成为过去。我们正在面临和经历的新的城市生活，是一个不断建构和修正的生活，它的不确定性是最主要的特征。这种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为生活其间的人们带来了生存和心理的动荡，熟悉的生活被打破，一种“不安全”感传染病般地在弥漫；另一方面，不熟悉的生活也带来了新的机会，一种跃跃欲试的欲望四处滋生。这种状况，深圳最有代表性。彭名燕、曹征路、邓一光、李兰妮、南翔、吴君、谢宏、蔡东、毕亮等几代作家，正在从不同的方面表达对这座新城市的感受，讲述着深圳不同的历史和现在。他们创作的不同特点，从某个方面也可以说是当下中国城市文学的一个缩影。因此，深圳文学对当下中国文学而言，它的症候性非常具有代表性。这些优秀的作家虽然还没有创作出令人震撼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物形象，但是，他们积累的城市文学创作经验，预示了他们在不远的将来终会云开日出、柳暗花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