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通常的说法，所谓的当代文学史料是指1949年以迄于今发生在中国大陆的有关文学的各种文字、图表、声像等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在这里，史料时空范畴的界定与人们对当代文学学科时空范畴的界定是一致的，它似乎成了当代文学史料研究不证自明的隐性疆域。考虑当代文学史料工作刚起步不久的特殊情况，似不能操之过急；但从学科发展的角度看，这样的时空范畴显然狭窄，它与当代文学史料存在的实际情况也是有抵牾的。 杨义前几年在由现代文学转向古代文学研究中，曾结合自身实践，富有见地地将“世界视野和文化还原”作为现代中国学术的“总体方法或元方法”问题提出，认为只有强调和突出这种“双构性”，“才能找到自己的生长之机，创造之魄，才能在克服抱残守缺，或随波逐流的弊端中，实现一种有根的生长，有魂的创造”，在此基础上创造一种大国的学术①。我们强调史料研究的时空范畴拓展，其意就是通过这种“世界视野和文化还原”的“双构性”的观念、方法与路径，努力对当代文学史料作更有根底也更为开放的把握。当然，由于当代文学史料研究是一个涉及当代政治、历史、文献、情报、管理、教育、传播诸多领域的“庞大的系统工程”，它的存在及有关收集、整理、研究与传播，都在当代文学体制尤其是在档案制度下进行，在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制度的影响和规约。 一、时间拓展：与现代文学史料的纵向承接 之所以提出当代文学史料时间拓展问题，主要是考虑它与现代文学史料虽不尽相同，但毕竟都是20世纪新文化的产物，彼此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同质性，如果过分强调“1949年”的所谓时间界标，许多问题就无法做出合理的解释，也不大符合文学的客观事实。另一方面，作为与共和国一起诞生的新兴学科，当代文学毕竟稚嫩，为了发展，也为了寻找历史资源以推进学科“历史化”进程，就很自然地将目光投向与之具有特殊关联的现代文学。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当代文学就启动“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和“新文学选集”的编纂，推出了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欧阳山的《高干大》等一批解放区的现代文学作品和鲁迅、郭沫若、茅盾、瞿秋白等一批“五四”现代作家选集；此后还创办了《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组织人力编选期刊目录，特别是编辑出版或影印了涵盖文学运动、思潮、社团、流派、报刊等共计40类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丛书》甲、乙两种，对中国现代文学史料作了较为系统的整理，目的就是为了藉此强化与现代文学的姻缘联系，有效拓展自身学科的时间长度和历史纵深感。 然而，这些进入“当代”视野的现代文学史料在当时是要经过严格筛选的。尤其是在“十七年”，被允许进入的主要或主体部分是现代革命文学史料，其他如启蒙文学、通俗文学等非革命文学史料不仅非常有限，处于十分边缘的位置，而且一概被纳入刚性的“一体化”机制之中，成为比革命文学低一二个“等级”的二三等或陪衬性的文学史料。因此，尽管在“十七年”期间现代文学史料工作从总体上讲还是显得比较薄弱，但革命文学——主要是20世纪20年代无产阶级文学、30年代左翼文学、40年代延安文学等史料还是受到高度重视，得到相对较好的发掘和整理。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编辑出版的《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二辑，革命文学史料内容占四分之三：如“创造社史料”、“鲁迅著译系年目录”、“革命作家胡也频、殷夫研究资料”等。另外，像“左联五烈士”、“30年代左翼文艺”、“革命根据地文艺”等有关研究资料及编目，也在当时所有史料中占有突出位置。特别是鲁迅，他被毛泽东称为“革命家”及其斗争性一面的史料不仅被放大(鲁迅杂文在“十七年”特别是在“文革”之时备受推崇，应与此有关)，而且成为评判现代文学史料的价值标准，各种回忆都小心谦恭地往他那儿靠，他的带有强烈个人“印记”的文字，常常被当作仅次于“最高指示”的绝对真理。如1975年评《水浒》，上海人民出版社编印的《水浒全传》，在扉页毛泽东有关“《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的“毛主席语录”下，就赫然打上鲁迅论《水浒》“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终于是奴才”的话；鲁迅四十年前的片言只语，成了指导“文革”后期这场政治运动的权威话语，对鲁迅的态度俨然成为革命与否的试金石和分水岭。 更值得关注的是，曾几何时，由“现代”进入“当代”的中国文坛虽然“统一”了，但各种矛盾冲突依然潜伏性地存在，它与频繁发生的文化批判运动纠缠在一起，显得更加尖锐激烈甚至不无残酷。而在每次运动过程中，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及其代言人为了确立自身在文坛的领导权，也是出于政治功利和某种宗派主义情绪，往往有意回眸“现代”的历史档案，从中寻找“有用”的证据和独门秘密武器。这种情形在“十七年”尤甚，它似乎成为那个时期文坛斗争尤其是左翼文艺阵营内部斗争的一个突出现象，自然，它也成为“现代”文学史料进入“当代”的主要存在方式。如1957年批判丁玲、冯雪峰时，为“配合”现实政治，为他们所谓的“反党罪行”提供合法性的历史依据，当时执掌文坛大权的周扬等就曾煞费苦心地在这方面采取了一些非常手段：前者，在40年代组织已有结论、先后查了丁玲30年代旧档案而又没找到证据的情况下，开始准备给予撤销；后因作家被划为右派分子，“在没有发现任何新事实、新证据、新证人和新理由的情况下，宣布将原结论改为：丁玲被捕后叛变，从南京回到陕北是敌人有计划派回来的”②，又重新对她的有关历史作了修改。后者，他们不仅宣称冯雪峰当年蒙骗鲁迅起草答徐懋庸的信是搞分裂活动，强迫他对《鲁迅全集》这条注释进行修改，而且还对该《全集》第9、10两卷书信中一些有关反映30年代左翼文艺界内部矛盾、批评周扬等的信件剔除不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