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8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3)06－0099－09 邵燕祥是中国当代诗坛我最尊敬的诗人之一，如屠岸先生所说：“他是我们时代的良心，是当代中国正直的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1](p.329)邵燕祥和最近仙逝的牛汉先生一样，是位硬骨头的诗人，是我们这个时代不可多得的人品与诗品完美统一的诗人。当然，邵燕祥的思想和他的诗歌，不是一开始就达到这一高度的，而是经过时代的淬火，经过地狱的磨炼，经过他灵魂的煎熬与不断地自我解剖，才得以实现的。邵燕祥从上世纪40年代后期开始诗歌写作，50年代成为伴随共和国而成长起来的青年诗人。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从此在诗坛沉寂22年。新时期后作为“归来的诗人”复现诗坛，其思想冲出了牢笼，在寻找灵魂与良知中，其诗艺也日益精纯，成为对当下思想界与诗歌界有重要影响的一位诗人。 一、一手擎着匕首，一手擎着诗 邵燕祥是一位早慧的诗人。他曾这样叙述其诗歌创作的起因：“我的童年是寂寞而压抑的。1939年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居住的古城北平已经成了日本人信马由缰的世界。属于我的世界只是学校的教室和自家的院落”[2]，“内战。日本军国主义入侵。接着又是内战……这就是从我1933年出生以至整个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生存环境。我家虽勉可温饱，但精神的忧患压得一个孩子早熟了。这样的国土上，不应有梦。然而我偏要做梦，并学着说梦。这些诗，记下了好梦，也记下了噩梦；记下了好梦的破灭，也记下了噩梦的惊醒”[3](pp.1～2)。邵燕祥的诗歌之梦是从1947年开始的。此时正是国共决战的前夜。北平还在国民党的控制下，但中共地下党及其外围组织十分活跃。1946年初，邵燕祥读到了一本油印的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为书中所提的建立一个和平、统一、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的理想所吸引。1947年他参加了“五二○”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并于10月加入了中共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民联)。他说：“我更加全心全意地跟着被反动派诬为‘匪谍’的地下党的大哥哥大姐姐们，参加读书会、壁报、话剧团，利用一切条件团结同学，宣传党的主张；还搞过团结老师的尊师募捐活动。我和同志们一样如饥似渴地找一切可能找到的革命书刊来读。”[4](p.53)此时的邵燕祥，在政治上是激进的，但是在文艺观上却还没来得及统一到党的文艺路线上来。如他所言：“在1949年前的地下活动的日子里，我还没有读到过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没有形成文学要为政治服务的意识，那时诗里的抒情完全是直抒胸臆。”[5](《引言：历史现场与个人记忆》，p.3)但是由于诗人生活在方生的与濒死的两种势力决战的前夜，他已有了自己对时局的看法，形成了自己的政治观念。当他坦诚地把自己的情感倾泻到诗句中的时候，他的诗便自发地呈现了一种倾向性，表达了一个热血青年在这个特定时代的心声。 为了理想而献身，把生命与诗歌融为一体，使这阶段邵燕祥诗歌显出了英雄主义的品格。邵燕祥加入了党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后，不只一次地为到解放区去的同志送别，并深深地羡慕他们，但他牢牢记住了一位被他当作兄长的大同志的话：你留下，每个留下的战士都是插在敌人身上的一把匕首。于是他这样写道： 我是犀利的匕首/插在敌人的胸上 我将使敌人流血而死/除非我被拔掉 而我是没有死亡的/因为匕首的身体是钢铁 你震惊于钢铁的声音吧？/你目眩于钢铁的闪亮吧？ 是的，我是钢铁/钢铁，没有死亡！ (《匕首》) 诗句是那么强烈，情感发展又是那么自然。读着它，我们能体味出荆轲式的冲天豪情，夏明翰式的壮怀激烈。这样的诗句是与热血和生命一起喷射出来的，体现了诗歌与生命的同一。这种匕首式的诗句在此时邵燕祥的诗歌中可多处见到。1947年中共北平地下电台遭到破坏后，诗人写出了类似座右铭的诗句以自勉： 记住/鲁迅先生的话：/“名列于/该杀之林/则可，/悬梁服药/是/不来的！” (《韧的战斗》) 从地狱出来，/便不再有恐惧；/如摈绝了天堂，/也便永远不回去。 (《长短句·倔强》) 我要驰骋在负载我的道路上/把荒野的尸布撕破/把天空的棺盖射穿…… (《箭楼》) 在新旧世界对决的日子里，这些抒发了少年壮志的诗句，是邵燕祥内心世界的自然流露。但是这种自然流露的倾向性与后来的“为政治服务”，则有明显的区别。如邵燕祥所言：“我与地下党没有组织上的隶属，党组织也没有干预到我的写作。而我逐渐有意地改变文风，改变题材的选择，那完全出于自愿。”[5](p.17)正是由于没有受到促迫与干预，邵燕祥这类作品中还可以有自己独特的想法与判断。比如写于1947年的《失去譬喻的人们》，指控权力者宰割人民、发动内战，但具体指的谁，诗中并未点明，这在政治上也许是不鲜明的。但这种不点明，恰恰也使这首诗与一般的檄文有了区别，而成为一种历史现象的概括，在不同时代的读者读来，都可以有自己的联想与体会。 40年代后期的邵燕祥在高擎着匕首的同时，又高高地擎起了诗。他没有忘记自己是诗人，他写的不是传单，而是诗。他回顾这阶段的诗歌创作时说：“我也只是迈出了很小的一步。我想用自己的笔写自己的所感：‘没有病不知药的苦，没有失眠不知夜的长’……我还是没能摆脱我所读过的作品对我的影响。我提起笔来写新诗的时候，总是想起我最初所深深爱过的作品，那是《画梦录》时期的何其芳，他在30年代初，可能是我还没出生时写下的《扇》：‘设若少女妆台间没有镜子，/成天凝望着悬在壁上的宫扇，/扇上的楼阁如水中的倒影，/染着剩粉残泪如烟云……’诗人表达情思、运用文字的熨帖也许永远是我所不能企及的；而当时俘虏了我这寂寞空虚的孩子的心的，却是怀古病者的无名的忧郁。”[4](p.54)尽管邵燕祥知道，何其芳后来到延安去了，改变了自己的创作方向，尽管邵燕祥在40年代的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下，已不可能再沿着30年代何其芳的道路走下去，但何其芳感觉世界的方式，何其芳对诗歌艺术的精细的求索，仍深深地影响了年轻的邵燕祥。对何其芳阴柔与精致的欣赏，不仅直接导致他早年写出《密誓》与《寂寥》，即使到了他投入到反内战反饥饿运动中，他依然注意到诗歌要有自己独特的表现方式，不能那么直白。比如，在1948年解放战争进入决战阶段所写的《风雨鸟》，在中共中央发表“五一”口号提出“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后所写的预言渡江的《长江上》，这全是政治内容很强烈的诗，但是诗人并没有采取标语口号式的手法，而是把奋勇前进，不畏牺牲的革命战士喻为“呼唤风和雨的鸟”，把摧枯拉朽的革命队伍喻为“不尽的长江，从天边/滚滚而来”。揭露腐朽凶恶的反动势力，则将之喻为一座破旧古庙中的“金菩萨”，自身难保。那时的邵燕祥，很少直接阐明自己的诗学观点，但是从他的创作却可以看出，他已有了对诗歌本体的自觉。率意而为，自由抒写，不受羁绊，是邵燕祥早期诗歌创作的重要特征。他在回顾1947年的创作时说：这一年“写得更多的是诗，长的短的，民歌体的自由体的。年末写了大量我名之为‘长短句’的小诗，次春陆续发表了一部分；说是诗，其实是分行记下的情感的波动，理性的闪念，只不过表明一个年轻人的思维很活跃，也很自由，没受到什么教条的羁绊”[5](p.43)。邵燕祥这阶段的诗，呈现出他后来的创作中很少见的那种心灵的自由感，他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没有矫情，没有造作。他的诗既有针对当时形势的剖析，又有个人情感的抒写；既有对现实的针砭，又有对光明的礼赞；既有直抒胸臆，又有曲笔隐喻；既有一二百行的长诗，又有两三行的超短诗。邵燕祥这阶段的写作不过三四年的时间，但是就其涉及的内容的广泛、形式的多样、写法的无拘无束而言，却是他五六十年代的诗歌写作所不能企及的。在1985年出版的《晨昏随笔》中，邵燕祥提及：“1947—48年顷，我读了刘吉原记录的民歌集《西南采风录》，沙鸥、薛汕编的《金沙江上情歌》，又读了李季采用陕北‘信天游’写的长诗《王贵与李香香》，以及拟歌谣体的《马凡陀的山歌》。这些一冼书卷气的诗歌，以其刚健清新吸引着我，征服着我。我当时都有一些仿作。”[6](《拟〈金沙江上情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