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3; I10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152(2013)06-0113-08 新生活运动是国民政府在取得政权基本一统后，主动发起的一项建国运动，是从文化角度展开的旨在民族复兴的一次国民普及教育，对国民政府的建国理想来说极为重要，但在不同媒介的叙述中①，新生活运动的形象并不一致，如罗明佑执导的电影《国风》和沈从文所作的小说《长河》，前者将新生活运动作为传统道德加以宣扬，而后者则视为现代文明而保持了距离。 虽然罗明佑和沈从文各有不同的立场，但传统与现代的不同标签显然不只是个人的好恶，而与叙述的具体语境以及个人承接的思想资源相关。从晚清以来所确立的“现代—传统”二元观，为了凸显所谓的现代，线性的时间轴被赋予了价值内涵。现代、西方、未来等为进步一方，传统也成为落后的代名词，发动新生活运动的理论依据以传统道德为主，但实际也有国家、民族等现代观念的支撑，具体措施更是一次深入日常生活的现代化运动，这包括卫生、服饰、礼仪等具体而微的措施。这使新生活运动自身呈现出复古与现代的双面性，从而在二元论的社会思潮中丧失了统一的能指符号和心理认同，这也为新生活运动在叙述中的不同面向提供了内在的根源。 一、复古与创新：新生活运动的两副面孔 《国风》与《长河》对新生活运动的不同指认，首先与新生活运动自身所具有的两面性有关，故需先厘清国民政府发动新生活运动的社会历史语境，他们征用了哪些伦理道德资源，及新生活运动又以何种面目出现等问题。新生活运动最早在南昌由“复兴社”发起，一般将蒋介石于1934年2月19日在南昌的讲话作为开展新生活运动的标志。他的讲话表明他对新生活运动的目的和方式都极为自觉：“我们要改革社会，要复兴一个国家和民族，不是用武力能成功的，要如何才可以成功呢？简单地讲，第一就是要使一般国民具备国民道德，第二就是要使一般国民具备国民知识。道德愈高知识愈好的国民，就愈容易使社会一天比一天有进步，愈容易复兴他们的国家和民族！”[1]这表明新生活运动的目的是“民族国家的复兴”，方式则是加强国民的道德建设，之后他进一步强调：“今后我们要使革命完成，使国家民族能够复兴，第一步即须重精神的建设，换言之，就是要人民心理的建设！我们能够使社会上已往一切颓风恶习扫除净尽，将人民的新的心理新的风习建设起来，我们革命，才有坚稳健全的基础，国家民族，才有复兴的把握！”[2]这表明，新生活运动的最终目的是民族的复兴，途径是“人民心理的建设”，具体策略则是改造民众日常生活中的言行举止。 可见新生活运动是国民政府主动发起的一次国民教育运动，旨在确立民众对新统一的国家的认同，所以新生活运动不仅是一场文化运动，“可以说是五项建设的总运动，应为今后社会建设的基础”[3]。(按：五项建设是指：三民主义文化建设、经济建设、国防科学技术、地方自治与新生活运动)新生活运动可以看作是国民政府建国政策的基础。新生活运动的发动，一是中原大战后，国民政府名义上统一中国之后，有效的统治成为政府的关注点：二是迫于日本对中国的威胁等因素，快速现代化也成为重中之重。所以，新生活运动一方面是从忠孝等传统理念出发，强调民众对国家的归属，另一方面则是效法日本和德国的方式②，对日常生活进行军事化改造。 为了强调民众对党国的归属，新生活运动主要侧重两个方面的宣传，一是传统的道德，如经过改造了的三民主义。孙中山逝世之后，戴季陶将三民主义解释为：“民族主义的基础，就是在孝慈的道德，民权主义的基础，就是在信义的道德，民生主义的基础，就是在仁爱和平的道德。”[4]而蒋介石显然是以“新三民主义”作为新生活运动理据：“我们三民主义的基本精神，就是总理所讲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这就是三民主义的灵魂，现在我们再将这八德归纳起来，就是我所到处提倡的‘礼义廉耻’。”虽名为新三民主义，其内容却被置换为传统道德。另外则是蒋介石所归纳的“礼义廉耻”的四维，这是管子的思想，但他作了进一步的发挥：“我们要怎样来建设人民的新的心理与新的风习呢？唯一的要道，就是提倡‘礼义廉耻’的道德。管子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反之，只要我们能复张四维，国家的危亡，必可挽救！因此我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既张，国乃复兴！’新生活运动，可就是要复张四维的运动。”[5]新生活运动就是要将“礼义廉耻”具体落实到人民的日常生活之中，作为新生活运动的纲领性文件《新生活运动纲要》是这样要求的：“以‘礼义廉耻’之素行，习之于日常生活——‘衣食住行’四事之中，故‘礼义廉耻’者，乃发民德以成民事，为待人、处事、持躬、接物之中心规律。”[6]12这表明新生活运动是以传统道德伦理为主要理论资源。 但新生活运动又有现代化的一面，其现代化诉求主要是所谓的“三化”，主要表现在一些具体的措施中，如在南昌印制的《新生活须知》的小册子，所开列的96条规定都是人们衣食住行的准则，这些准则并不仅仅是强调人们生活的礼仪规范，而是对人们生活的准军事化改造。因为新生活运动发动于一个内忧外患的环境中，如何迅速实现国家的复兴，如何调动国民的积极性，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而德国和日本的迅速现代化让蒋介石看到了希望，并有意效法，这使新生活运动带有激进的一面，如蒋介石所强调的：“我现在所提倡的新生活运动是什么？简单的讲，就是使全国国民的生活能够彻底军事化！”[1]他的具体策略就是通过“教养卫”三个方面达到所谓的“三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