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2013)06-0089-07 胡风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最富创造性贡献的文学理论家。胡风的文学理论生成于五四新文学的背景下，他在服膺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基础上融合了现代与传统、外域与本土多方面的理论资源，逐渐形成了相当有特色的主体性现实主义理论体系，紧密配合和推动了新文学运动的发展进程。虽然胡风的理论因其难以根本上挣脱左翼政治化属性而呈现出复杂的两重性质，虽然由于政治劫难人为阻抑乃至中断了胡风还在发展中的理论思考，未使其达到成熟和臻于完善，但时代的阴霾终究遮蔽不了熠熠闪光的思想晶体，胡风的理论精华越来越被人们所识见，尤其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理论界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深入探讨和系统研究，还原了胡风思想系统的真实面貌，肯定了他对中国现代文论独到的贡献和在中国文学史上不可摇撼的重要地位。 胡风思想理论的价值意义，应该不仅限于理论层面的阐释与重估，使其回归文学史上应得的位置也并不意味着讨论的终结。实际上，正如研究者所言：“胡风的成就与贡献，缺陷与不足，体现着中国20世纪文化与文学的矛盾性与复杂性，因而胡风研究不可避免地与当代社会生活、社会体制、人文精神建立了一种强烈的对话关系，对话关系的解除，依赖于文化环境的彻底变革。”[1]也就是说，由于“胡风研究仍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向性”，关于胡风文艺思想的真正本体意义上的研究还没有达到应有的深度与广度，还需要根本上破除政治的禁忌和人为的偏见，沿着胡风的开放性思路，继续进行现代文论的创造性建设。更重要的，因为“他的文艺思想和理论是结合放眼中国新文学创作的整体和全部历史进程，从新文学实际中产生、发展和形成。”[2]所以，将其理论放在文学史中尤其是正在行进的文学实践中，印证其对不同时代作家创作的阐释作用和指导意义，才能考验出胡风理论的经典价值及其生命活力，从而确立我们发掘中国现代文论资源、走向创造性转化和重构的理论自信。 本文试以当代作家路遥、陈忠实和贾平凹的创作为例证，对胡风的主体性现实主义理论的核心内涵，进行实证性的阐发。路遥、陈忠实和贾平凹，是生长于中国三秦大地上的优秀小说家，他们的长篇力作《平凡的世界》《白鹿原》和《秦腔》，分获第三届、第四届和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赢得读者和评论界长久的关注。路遥英年早逝，但是他创作于上个世纪80年代的《平凡的世界》，一直高居当代小说阅读排行榜的榜首，是当代读者最热爱的小说之一。陈忠实磨练多年终得大器晚成，90年代面世的《白鹿原》，以宏伟而深邃的史诗艺术品格，被称誉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界碑性作品。贾平凹三十年驰骋文坛、变化多端，不断制造着阅读响动，也不断提供给文坛新鲜的话题，从90年代的《废都》到新世纪以来的《秦腔》《古炉》，他的“新话语”小说致力于小说民族性与现代性的艰苦努力，其原创性艺术贡献激发着人们对中国小说未来命运的全新思考。路遥、陈忠实和贾平凹是带有陕西地域文化特色的小说家，但他们也相当程度上代表着当代文学的艺术高度，更有意味的是，他们既扎根于陕西历史文化的土壤，得益于柳青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的滋养，而又能及时和清醒地审视自我与传统母体的生命关系，凭借创作主体的精神突击力量，执着于探索各自不同的现实主义路子，成功营造出自成一格的文学世界。正是在对现实主义传统的坚守、反思和超越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三位作家的创作实践与胡风主体性现实主义理论的内在契合，使得双方对应性的理论阐释与创作印证成为可能。 讨论胡风的文学理论，首要和关键是现实主义问题。胡风终其一生的文艺理论、文艺批评和创作论都是以现实主义为中心而展开，胡风思考所有的文艺问题，几乎都与现实主义有关。但由于人们对现实主义概念本身的不同理解，也由于胡风文艺思想内在构成的多元驳杂及其造成的矛盾性、异质性特征，导致了对其现实主义理论属性的长期争论。 所谓异质性特征，指向胡风现实主义的核心命题，即“主观战斗精神”的论断。在政治和文艺的关系被混淆的非正常年代，胡风因此被冠以主观唯心主义，在新时期以来的学术讨论中，也有被指认为是一个“非现实主义”[3]的命题。更为普遍和权威的观点，则是基于胡风理论探索的未完成和非成熟状态，在高度评价胡风理论突破机械论束缚而取得的理论成就时，指出了胡风文艺思想的内在矛盾和局限，左翼文学家的功利观念和独尊现实主义思路制约了胡风的理论发展①。要之，现实主义是胡风理论的生发点和依附点，他在现实主义文艺框架中进行探索、谋求突破，他所独尊的自己“观念里的现实主义”，较之当时文坛，已经是一种相对丰富和开放的理论体系，这正是胡风理论的价值所在，但胡风始终无意于离开现实主义理论模式，则可能是他的文艺思想不能发展更远的内在原因。在现实主义已经成为是一种多元开放的艺术创造机制的今天，过多纠结于“是”与“非”的概念讨论，往往容易陷入悖论的陷阱而于实际的推进无补。其实胡风的理论极少高头讲章式的，与作家创作实践的互动中更能彰显其理论的普遍意义，于是胡风的理论被称之为是真正“活的理论”，这也是胡风理论的特殊魅力所在。 说到对现实主义文学的执着坚守，当代作家路遥是可当作典型案例的。路遥的创作起步于上个世纪70年代，在中国文坛风云动荡的80年代，路遥毫不动摇地坚持以朴素的现实主义为自己的审美理想和创作方法，由《人生》等中短篇的成功一直走到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问世。路遥对先师柳青有着自觉自愿的膜拜，柳青的人格精神和艺术经验对路遥艺术个性有着巨大的构成性影响，但路遥又身处完全不同于柳青的文学时代，当现代主义潮流前所未有地冲击着传统文学的旧岸时，路遥不可能无动于衷。他后来回忆创作《平凡的世界》的过程时说：“理智却清醒地提出警告：不能轻易地被一种文学风潮席卷而去。”“我当时并非不可以用不同于《人生》式的手法结构这部作品，而是我对这些问题和许多人有完全不同的看法。”[4](P42)针对当时风行的“现实主义过时论”，路遥进行了如下思考，一方面，他认为：“实际上，现实主义文学在反映我国当代社会生活乃至我们不间断的五千年文明史方面，都还没有令人十分信服的表现。虽然现实主义一直号称是我们当代文学的主流，但和新近兴起的现代主义一样处于发展阶段，根本没有成熟到可以不再需要的地步。”[4](P45)另一方面，任何一种旧的文学样式的存留和任何一种新思潮的产生，都不可能脱离特定的历史文化环境，这也包括读者的审美需求。路遥断言：“出色的现实主义作品甚至可以满足各个层面的读者，而新潮作品至少在目前的中国还做不到这一点。”“一般情况下，读者仍然接受和欢迎的东西，就说明它有理由继续存在。”[4](P47)可见，路遥选择现实主义手法并非盲目守旧，而是基于他对现实主义的理性认识和未来前景的把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