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毅是我的二姐夫，在他于1997年去世以后，我一直想写文章悼念他，但始终未能成文。今年我和他的女儿丁沁一起编选了他的文集《丁毅歌剧创作、理论与翻译》，因此写了这篇总序，尽管主要讨论他对中国现代民族歌剧的贡献，但也谈到了我对他的精神、人格，以及他们那一代革命者的一种理解。就以此文作为一个迟到的纪念吧。 丁毅是中国现代民族歌剧的开拓者之一。在整理他的遗稿时，我们发现，他在已经身患绝症的情况下，大约于1996年前后，在一张便笺上写了一个“如果我还能活十年”的计划，给自己规定了四大任务：“(一)一本书：不能见诸于世的《读剧杂感》；(二)剧本选题：1、严蕊，2、红蛇酒，3、桃花扇，4、雷雨，5、野火春风斗古城……(三)《西洋歌剧剧本译丛》续集(约十四部)；(四)如有可能，写本可以见诸于世的歌剧杂谈。”最后，他还郑重写下三句话以自励：“工作，工作，再工作。学习，学习，再学习。路尚远，为理想灿烂，且自着鞭。”我们由此感受到这位老人对歌剧艺术的献身精神，为了实现创造和发展中国现代民族歌剧的灿烂理想，他工作不止，学习不止，只要一息尚存，还要“且自扬鞭”，探索不止，这是令人感动的。我们还由此看出，老人对中国歌剧发展的关注、兴趣是十分全面的：不仅念念不忘剧本的创作，而且倾心中国歌剧理论的建设，更有开阔的视野，自觉引介西方歌剧艺术：这构成了丁毅在中国歌剧舞台上自由驰骋的三大领域。他雄心勃勃的十年计划，尽管因为突然去世而未能全部实现，但他依然给后人留下了丰厚的遗产。我们编选这本《丁毅歌剧创作、理论与翻译》，不仅是为了实现他的编“一本书”的遗愿，而且也想借此机会，总结前辈的思想与艺术经验，引发新的思考与讨论：如何使歌剧艺术“在中华大地上再现辉煌”？——这也是丁毅在他的最后遗言《为振兴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歌剧而呐喊》①里所提出的希望。 一、歌剧创作 丁毅在1988年的一篇文章里指出，中国歌剧的发展有三个高潮，由此分为三个阶段，它的诞生与发展，都和中国现代历史上的三次思想解放运动紧密相联；②而丁毅自己也是在这一过程中逐步成长为一个杰出的歌剧艺术家。 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催生了中国的歌剧：1920年代初，黎锦晖创作的《麻雀与小孩》、《葡萄仙子》等儿童歌舞剧即是最初的萌芽。1930年代的左翼文艺运动中，又产生了田汉、聂耳创作的大型新歌剧《扬子江上的暴风雨》。这些中国歌剧初创阶段的代表作，在当时都传诵一时，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青年。丁毅即是其中的一员。他后来回忆说，自己在家乡济南读书时，就接触过黎锦晖的作品；在抗战爆发后，投身于学生救亡歌咏运动，更是由此与救亡音乐、革命艺术结下不解之缘，为他以后参与民族歌剧的创造奠定了基础。直到晚年，他在创作歌剧《青春之歌》时，还提出要利用和借鉴当时的救亡歌曲的元素，创造出具有时代感和民族性格的新音乐形象，这绝不是偶然的。 因此，当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和随后的整风运动，提出要深入生活、参加实际革命运动，以实现“文艺和文艺工作者与人民群众的结合”，并创造“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新的文学艺术的时代要求，中国歌剧也由此进入了“创建民族形式”的新阶段，丁毅主动投身其间，并作出自己的独特贡献。这都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自然过程。 丁毅后来回忆说，他首先参与的是1942年年底开始的新秧歌运动，以后，又响应“文艺工作者下乡”的号召，到延安附近的桥乡镇担任乡文书。他深情地写道：“这次下乡，睁开了眼睛，好像是到了一个从来没有到过的新世界”，“我和农民住在一起，我看到的再不是过去所看到的一般的概念的农民”，“我开始懂得了农民的苦乐”，“更使我感到惊奇的是农民的智慧。我和他们一起组织桥乡镇的秧歌队，和他们一起写剧本”，“记得在写买卖婚姻这个剧本时，描写一个媒婆，他们编出了这样的词句：‘……大事说小了，小事说了了。说得个燕燕双双飞，说得个翩翩(蝴蝶)成对对。说得个韭菜绿挣挣，说得个茄子紫不稜登。说得个姑娘寻了人，说得个寡妇守不定……’这样生动，这样形象，这样性格化而又充满了讽刺意味的语言绝非我所能想象出来的”。③这构成了丁毅生命中的永恒记忆，不仅决定了他的“心里永远装着老百姓”的人生信仰与道路，而且深刻地影响了他的艺术选择：从民间艺术与民族传统中吸取养料，又以新的艺术创造回报人民。一个(批)新的人民艺术家就这样在中国的土地上孕育、诞生了。 丁毅正是在这样的群众性的秧歌运动中，开始了文艺创作。他的第一个作品，也是代表作《刘二起家》，即是描写“二流子的改造”的；而正如研究者所说，对农村里不务正业、游手好闲、好吃懒做的人进行改造，是1943年陕北边区的大生产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同时也是改造社会风气与生活方式的移风易俗的运动，新歌剧创作选择这样的题材，这本身就表明了文学艺术对社会改造运动的参与，显示了文艺和当代政治实践的全新关系。④更值得注意的，是丁毅的《刘二起家》，对这一题材的处理。全剧贯穿着一个全新而朴实的价值观：“是人就该来生产，哪能光吃不做啥”；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了“劳动改造社会，改造人”的全新主题。一开场刘二就如此唱道：“我刘二今年学了好，参加了生产，参加了劳动，今年的收成不比别人少。我穿得暖，吃得饱，别人也不把我来笑”。摆脱了剥削、压迫的自由劳动不仅使农民丰衣足食，更是维护了劳动者做人的尊严；剧本在刘二夫妇“唉来么嗯哎来劳动，二流子也能变英雄”的歌唱中结束，则显示了劳动英雄主义的全新观念。剧本还有一条副线，即通过刘二婆姨的转变，表现在平等参加劳动基础上妇女的翻身解放：“女人本来也是人，要有志气站人前。”夫妻争着“看谁能把英雄当，看谁生产有成绩”，展现的是一种全新的家庭关系。而促成夫妻转变的力量，则来自村长、妇女主任的耐心说服：“只要咱跟着政府走，保管咱们的发展大”，这也是一种全新的政府与人民的关系。这或许正是这部60年前的作品，在今天仍不失其吸引力的原因所在：它表现的是对新社会、新价值、新观念、新伦理、新的人性、新的人际关系的追求与想象。与这样的新主题、新人物相适应的，是全剧对民间形式与语言的自觉借鉴与运用，看似简朴，然而清新、明朗，充满生命活力，健康而向上：这正是新文艺所需要的新的美学风格与趣味。其实，丁毅歌剧创作的基本特点与风格，也已经孕育其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