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句古话叫“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里的“善”有中国人的传统理解，但我认为人到死前对人生是有通透的看法的。这里可以举两例与鲁迅相关的在临死或者将死之前的一些言论，我觉得其对生命的体悟就别有境界。 其一是日本的学者丸尾常喜先生，他在2008年5月去世，他去世之前要参加一项会议，但是自己已经很难写字，所以他口述由他的女儿记录下来，作为准备参加会议的发言。后来尾崎文昭先生说，这些文字其实可以看做是丸尾先生的临终遗言。这发言乃是引用鲁迅在1926年南下厦门之前在北京女子师大所做的讲演《记谈话》当中的一段话：“我们所可以自慰的，想来想去，也还是所谓对于将来的希望。希望是附丽于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如果历史家的话不是诳话，则世界上的事物可还没有因为黑暗而长存的先例。黑暗只能附丽于渐就灭亡的事物，一灭亡，黑暗也就一同灭亡了，它不永久。然而将来是永远要有的，并且总要光明起来；只要不做黑暗的附着物，为光明而灭亡，则我们一定有悠久的将来，而且一定是光明的将来。”①这是一段我在不同场合会经常引用的话。尾崎先生说，丸尾最后讲鲁迅的机会，特意选择了这段话，以此作为留给儿女们的告别辞。② 其二是鲁迅本人，他在生命最后的1936年留下许多重要的文章，其中有一篇叫《“这也是生活”》，文章中有一段文字非常感人，也表明了鲁迅最后对生活的通透感。他说他病了很长时间， 有了转机之后四五天的夜里，我醒来了，喊醒了广平。 “给我喝一点水。并且去开开电灯，给我看来看去的看一下。” “为什么？……”她的声音有些惊慌，大约是以为我在讲昏话。 “因为我要过活。你懂得么？这也是生活呀。我要看来看去的看一下。” “哦……”她走起来，给我喝了几口茶，徘徊了一下，又轻轻的躺下了，不去开电灯。 我知道她没有懂得我的话。 街灯的光穿窗而入，屋子里显出微明，我大略一看，熟识的墙壁，壁端的棱线，熟识的书堆，堆边的未订的画集，外面的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我存在着，我在生活，我将生活下去，我开始觉得自己更切实了，我有动作的欲望——但不久我又坠入了睡眠。③ 在这段对话当中，鲁迅先生和许广平先生之间是有一些错位的，错位的关键对“生活之留白”的意识与否的问题。鲁迅开电灯要“看来看去的看一下”，其实是没有所谓的通常意义上的目的的，就是想看一下，但是具体看什么是没有的。而广平先生她有一个“主题性”，这个“主题性”就是“为什么”，即对“为何之故”要回答。这种对“为何之故”作答的“主题性”在绘画当中或者现代性当中叫做“焦点”或“消失点”，是一种现代透视法的装置，和笛卡尔意义上的“我思”主体形而上学是紧密相关的。 鲁迅先生的这种“看来看去的看一下”不仅仅只表现在他的生活当中，他后期文章的写法其实跟这个也很有关系。早在1925年，他就开始有这种意识。在1925年的《华盖集·忽然想到》中，他说， ……我于书的形式上有一种偏见，就是在书的开头和每个题目前后，总喜欢留些空白，所以付印的时候，一定明白地注明。但待排出字来，却大抵一篇一篇挤得很紧，并不依所注的办。查看别的书，也一样，多是行行挤得极紧的。 较好的中国书和西洋书，每本前后总有一两张空白的副页，上下的天地头也很宽。而近来中国的排印的新书则大抵没有副页，天地头又都很短，想要写上一点意见或别的什么，也无地可容，翻开书来，满本是密密层层的黑字；加以油臭扑鼻，使人发生一种压迫和窘促之感，不特很少“读书之乐”，且觉得仿佛人生已没有“余裕”，“不留余地”了。 ……在这样“不留余地”空气的围绕里，人们的精神大抵要被挤小的。 外国的平易地讲述学术文艺的书，往往夹杂些闲话或笑谈，使文章增添活气，读者感到格外的兴趣，不易于疲倦。但中国的有些译本，却将这些删去，单留下艰难的讲学语，使他复近于教科书。这正如折花者；除尽枝叶，单留花朵，折花固然是折花，然而花枝的活气却灭尽了。人们到了失去余裕心，或不自觉地满抱了不留余地心时，这民族的将来恐怕就可虑。④这段话中的“余裕的”、“余地”等其实都是“留白”的不同表达方式。“留白”的审美趣向甚至是鲁迅杂文成立的前提。关于这一点，陈方竞在其《鲁迅杂文及其文体考辨》⑤一文中有深刻的论述。在他看来，鲁迅后来的杂文观念同其1925年前后倾注全力翻译的厨川白村的“余裕”的文学观有很大的关联，并且在另外一篇长文《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⑥中，陈对此做了详细的考证，梳理了从夏目漱石到厨川白村的“有余裕”的文学观对鲁迅的影响和启发，并阐述了“有余裕”的文学观在鲁迅杂文成立上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他说，“这是有助于我们感受和认识鲁迅‘杂文’的，同时亦可见鲁迅的‘杂文’与‘杂感’的差异：如前所述，后者更为敛抑、集中、紧张，有十分具体的针对……前者如《说胡须》、《看镜有感》、《春末闲谈》、《灯下漫笔》、《杂忆》……题目就可见，并没有具体的针对……将一切‘摆脱’，‘给自己轻松一下’，而颇显‘余裕’的写法……”⑦“‘杂文’较之‘杂感’更近于‘魏晋文章’。”⑧留白或者“有余裕”的这种文章的美学其实并不仅仅是在文字中显示出轻松的调子那样简单，而毋宁说是鲁迅后期文章写作的根本。后来在1935年的《徐懋庸作〈打杂集〉序》当中，他有更为清晰的阐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