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10.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22X(2014)01－0134－04 鲁迅在《呐喊》中塑造了一类特殊的人物形象——“革命党”，即《药》中的夏瑜、《头发的故事》中的N先生、《阿Q正传》中的假洋鬼子。这三个“革命党”形象在鲁迅的创作中具有深刻的寓意。辛亥革命后，鲁迅一直对“民国”耿耿于怀，他不断地追问“民国”何在，并一直为之“焦唇敝舌，恐其衰微”，直到去世前在最后一篇未完成的杂文中还一再地述说他“爱护中华民国”的因由[1](第6卷，P556)。显然，在鲁迅的内心深处形成了一个民国“情结”，挥之不去，无法释然。“民国”曾经使鲁迅为之兴奋鼓舞，为之“呐喊”助威，但也正是这个“民国”使鲁迅一度坠入人生绝望的低谷，让他窒息压抑，让他隐隐作痛。在痛苦中鲁迅时时回过头来，找寻“民国”失落的原因。在民国建立10年之际，鲁迅创作了《药》等小说，塑造了3个面貌不同的革命党形象。这不仅显示了鲁迅抹不掉的“民元记忆”，也体现了鲁迅对“民国”与辛亥革命无法释怀的复杂情感和历史认识。 一、夏瑜：黎明前献祭者的悲壮和悲哀 作为鲁迅小说中正面描述的革命党形象，夏瑜的意义主要表现为民国建立前的革命艰辛和革命者奋斗的悲壮。夏瑜所从事的革命事业在晚清中国无疑是具有积极进步意义的，他的革命理想也代表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追求，那就是推翻满清王朝，建立属于全体国民的国家，即夏瑜所呼吁的：“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夏瑜将生死置之度外——“这小东西真不要命，不要就是了”，即使众叛亲离身陷死地，他也没有放弃，在大牢里“还要劝牢头造反”，用自己的鲜血浇灌了民主共和的种子。 对夏瑜这样的革命者，鲁迅是满怀敬意的，所以他自愿遵循“将令”，不惜用了曲笔，在夏瑜的坟上添了一个花环。夏瑜的出现，符合鲁迅一向渴求中国反抗者奋起救世的初衷。鲁迅早期的论文《摩罗诗力说》就呼唤中国的“精神界之战士”，从西方那些“摩罗”诗人身上看到了独立自由与人道主义的真精神：那就是“欲自强并力抗强者”，“重独立而爱自繇，苟奴隶立其前，必衷悲而疾视，衷悲所以哀其不幸，疾视所以怒其不争”[1](第1卷，P80)。毫无疑问，鲁迅在夏瑜身上看到了这种反抗者的意志与精神，尽管《药》没有对夏瑜的革命活动进行正面的渲染，但夏瑜在狱中的表现就足以显示出其革命者的气概和动机：面对死亡依然不忘致力于革命的宣传与鼓动，哪怕这是无用功，夏瑜也要努力去做，即使招来民众的误解、愤怒甚至打骂，也毫不退缩。这正是那种拼命硬干、为民请命、舍身求法的战士形象。 夏瑜这一形象折射着晚清革命先驱秋瑾的影子，其实这也是那个时代所有革命前驱的一个代表。这些革命前驱之不顾生死，用血肉之躯铺就了通向民族新生的道路，这是与他们心目中的“民国”理想紧密相连的。《同盟会宣言》(1905)中说： 我等今日与前代殊，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之外，国体民生，尚当与民变革，虽经纬万端，要其一贯之精神，则为自由、平等、博爱。故前代为英雄革命，今日为国民革命。所谓国民革命者，一国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即皆负革命之责任，军政府特为其枢机而已。自今以往，国民之责任即军政府之责任，军政府之功即国民之功，军政府与国民同心戮力，以尽责任。[2](P3)这就是民国建立之前所有革命者奋斗的目标。正是身负“国民革命”之责任与心怀“自由、平等、博爱”之理想，才使这些革命者不惧前驱、“不爱其命”而戮力向前，始终不渝。这种“民国理想”也就是鲁迅同情、支持辛亥革命的原因所在。 但夏瑜毕竟是倒在黎明前的暗夜里的革命战士，他牺牲在“无声的中国”和“这似人非人的世界”，他的悲剧不仅仅是革命者的牺牲，更大的悲哀是烈士的死即刻消弭于愚妄者的欢呼，甚而成为愚妄者继续欺人自欺的“药”。花白胡子、驼背五少爷、康大叔把夏瑜的行为作为看作是“发了疯”，无知的华家即使吃下蘸了夏瑜鲜血的馒头也未能保全性命，革命者的血彻底落了空。鲁迅早年就说过：国人最大的弱点在于缺乏“诚”与“爱”。而在这没有“诚”与“爱”的人间，只能培养出冷漠与麻木如散沙一样的国民，而这一切又都是统治者“治下的结果”。因此，在这样的国度里，即使是为了民众利益而流血，那血迹也只能被无数的无意的脚所“踏灭”。鲁迅沉痛地指出：“凡有牺牲在祭坛前沥血之后，所留给大家的，实在只有‘散胙’这一件事了。”[1](第1卷，P407)然而，令鲁迅更加悲哀的是，如果先驱者的牺牲真的带给人们的些许“散胙”或快乐，也不算白白地牺牲，但是久受压制的国人无论在革命前还是在革命后，对于牺牲者的“悲壮剧是不能久留在记忆里的”[1](第3卷，P409)。这样，黎明前的牺牲更显得悲哀，先驱者的悲壮剧不仅无法换得民众的同情与理解，即使是一时博得庸众的快慰也“不能久留”。面对这样的民众，革命者的悲壮剧就不能不让有志于改变中国现状及民众精神的先驱者们深思了：革命者的牺牲固然令人悲愤，而无视革命者的牺牲甚至嘲弄革命者的牺牲的庸众才更加令人绝望和悲哀。 尽管鲁迅对“失败的战士”、革命成功前的“先驱”心存敬仰和尊重，对他们力图唤起民众反抗意识的努力给予了极大的同情，但作为对中国民众有深刻认识的启蒙者，鲁迅更发出了这样的号召：“对于群众，在引起他们的公愤之余，还须设法注入深沉的勇气，当鼓舞他们的感情的时候，还须竭力启发明白的理性；而且还得偏重于勇气和理性，从此继续地训练许多年。这声音自然断乎不及大叫宣战杀贼的大而闳，但我以为却是更紧要而更艰难伟大的工作。”[1](第1卷，P225)仅仅一味地呐喊革命造反，那是很不够的，应该在发动群众革命的同时，要“启发明白理性”，也就是说一面要抗争，一面要启蒙，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保证革命事业的发达和成功。否则，即使唤起了民众的反抗，也只能是奴才造反，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因此，鲁迅在《补白》一文中说：“现在的强弱之分固然在有无枪炮，但尤其是在拿枪炮的人。假使这国民是卑怯的，即纵使有枪炮，也只能杀戮无枪炮者，倘敌手也有，胜败便在不可知之数了。这时候才见真强弱。”[1](第3卷，P100)这些话可以看作是对《药》及之后的《阿Q正传》中阿Q革命的一种总结和暴露，但也是对那些致力于国民革命的先驱者的告诫与警醒。同时，这些写在黎明前的告诫与警醒，也应该是面对民国后的糟糕现状时，鲁迅自己对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国情的一种历史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