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修辞的角度切入北平沦陷时期的历史经验，潜在的对话对象是现代文学这一学科框架内的四十年代沦陷区文学研究。以“修辞”置换“文学”，意在打破新旧、雅俗、文史的界限，将被现代文学史奉为正统的新文学相对化。 以卢沟桥事变后，滞留在北平的文人学者为例，所谓“相对化”体现在两方面。其一涉及的人物，不限于周作人及其弟子所代表的新文化人，可纳入陈垣(时任辅仁大学校长)这样的专门史家，痴迷于燕京风土的掌故学者，甚至完全游离于学院体制、政治认同迥异的遗民群体。“相对化”的另一方面，则体现在文类选择上。从修辞的角度看，可纳入视野的文本，不止于现代意义上与literature对等的“文学”，各种形态的史学著作都可作为文本来细读。即便在现代文学的领域内，亦不必遵照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的四分法，而可照顾到被新文学体制长期压抑、甚至排斥在外的边缘文类，如通俗小说及四十年代颇为兴盛的旧体诗词等。 “相对化”的意图，不仅在于文本的扩容，更是为了给新文学及其背后的民族国家观念建立起一个共时的参照系。将五四新文化的传统，与其他被复活的思想资源、修辞策略，并置于沦陷时期读书人的总体境遇中。 去除学科框架，沦陷时期的诗文著述，即可混溶成一个没有新旧、雅俗之别的“文本视界”，涵括从修辞的立场所见的一切文本。这种文史交叠的视角，有别于史家对文本的态度。一般而言，文本在史家眼里，基本上是透明的。传统的史学训练，重在养成此种“透视法”，将文本视同史料，从中提取与事实相关的证据。在史学的透视装置下，糅合诗与真实或纯虚构的文本，可爱而不可信，几乎没有利用价值。而基于修辞的立场形成的“文本视界”，看重的不是文本关涉的史实，而是文本修辞中包裹的、难以言明的心事。 从修辞的角度切入沦陷区的历史经验，另一个对话对象是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叙事框架。与波澜起伏的战争叙事相比，沦陷——军事占领的非常状态，久而久之成为生活的常态，一种“无事可叙”的常态。由于大写的历史主体的缺席，沦陷区的历史经验实际上是破碎的，很难捏合到一块。这种历史经验的表达方式也往往是个人化的，暧昧不明的，难以被组织进民族国家——“抗战”的剧情主线中。而芜杂的“修辞”正适于搜罗、打捞这些无事可叙的、零散的经验碎片。 一 修辞的文本及超文本层面 沦陷下所采取的修辞策略，并非修辞学意义上的，不等于字、句、章、篇法，即文章技巧层面的问题。在沦陷这一特殊的历史情境下， “修辞”的意涵，必须置于与“历史”、“伦理”的关系中去界定。 沦陷下的隐微修辞，与其视为白纸上的即兴创作，毋宁看作“故事新编”，即对历史——能与当下的处境构成互文关系的，某一特定的历史时刻——的再发明。所谓“再发明”，包括对这段历史的摹仿、改编，乃至盗用。从修辞的角度切入沦陷时期的历史经验，关注的是修辞中隐含的历史意识，及其背后的历史依据，看身陷其间的文人学者如何调用固有的历史经验，隐曲地表达个人的身世怀抱，或为自己的出处辩护。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是修辞的材源，或者不妨将其视为修辞的底片、范本。 沦陷下的修辞，不仅是一种文学行为，也是伦理的表达方式，甚至可以说修辞本身就是一种伦理安排。对身处沦陷的文人学者而言，“修辞”与“修身”或许是二而一的，其遭遇的伦理困境往往被转化为隐秘的修辞冲动。反过来说，表达上的两难——言或不言，其实是伦理困境的一种折射。“修辞”与“伦理”不是并列的关系，本文试图通过修辞层面的分析，进而探讨相对抽象的伦理问题。在沦陷的场景设置下，伦理问题自然聚焦在文人学者的政治选择上。因此，沦陷下的修辞，本质上是伦理的修辞，即关乎出处进退的修辞。“修辞”与“伦理”互为表里的关系，是用来替换“文学”与“政治”的分析框架。设置“伦理”这一分析向度，不是为了回避政治，而是想将政治伦理的问题从现实政治的是非恩怨中拯救出来。 在沦陷北平的时空范围内，“修辞”、“历史”、“伦理”互相牵扯，形成一个类似于三棱镜的结构。滞留在此的文人学者，被困于伦理、历史、修辞的三角关系中，这三个分析向度都是围绕“人”的——并非抽象的族群，而是具体的个人经验——问题展开。 沦陷时期的诗文史论中多暗含“表微”机制。所谓“表微”，按史学家陈垣的定义，即“有感于当时事实，援古证今也”①。其关键在于古语与今语、古事与今事的“勘合”。陈垣沦陷时期的著作，常启用古语来指涉当下的处境与心境，反复出现“出处”、“遗民”、“贰臣”、“隐逸”、“正闰论”、“奉正朔”、“华夷之辨”等词。这套固有词汇，大多源自易代之际的士大夫传统，尤其是蛮夷猾夏、外力入侵时。古语的复活，并不意味着价值观念及其依附的伦理秩序的复活，将这些“死文字”引渡回现代的，可能恰是将其取替、但在沦陷下又不便现身的敏感词。 陈垣著作中的有些古语，无疑是由新名词逆推回去的，比如“华夷之辨”与“民族意识”之间就有明显的对译痕迹②。然而脱离了原初的历史脉络，这些被逐渐淘汰、淡忘的古语，未必贴合1940年代的战争语境：就“遗民”与“贰臣”而言，作为这种角色划分的前提，君臣关系早已土崩瓦解，其效忠或背叛的对象由君主转为拟人化的国家；沦陷时期的遗民意识，不再是政治身份的标签，而泛化为读书人共享的话语资源；重提正统论，未必承认退守西南的国民政府，其遵奉的不过是神州正朔所在；借用历史上的“华夷之辨”来鼓吹民族意识，不得不顾及“中华民族”的整一性，彼时的夷狄已纳入诸夏的版图。所以，在复活固有概念的同时，必须警惕它的阐释限度，即与现代中国的不兼容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