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637(2013)06－0169－04 中国古典文学的主体是旧体诗词等韵文，其文学传统的主体则是诗词传统，从带的标志性和诗经开始，历经不同朝代的传递与嬗变，旧体诗词差不多都是占据主流与正统的位置。中国诗史的别名差不多算得上是中国文学史了，沉浸于旧体诗词的王国，自然感觉到中国的诗词文化与传统最为深厚，各方面受此影响也最为深远。 文体的高度单一，对文学传统有利有弊：其“利”在于它容易给人造成一种结实而具体的印象，在超稳定状态中形成某种范式、标准；其“弊”也由此而来，人们对文学传统易于发生单一的错觉，容易故步自封，看不到传统背后的弱小分支。譬如，中国文学史上的唐传奇、宋话本、元杂剧以及明清小说等等，都经过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才赢得正面的评价。又如，在一般人心目中，抒情诗是古典诗词主体，文学传统的主体也是抒情诗的传统，处于边缘的叙事诗，则往往被视若无睹。然而，叙事诗的历史存在，以及包括非诗文体的存在，真正打破了古典文学传统的整齐划一、封闭保守，对文学传统的生成，流变、丰富是极为有利的。 限于命题，在这里不逐一论述这些传统的传承，只拟其中的分支——“以诗为文”传统与现代小说“诗化”的联系来进行讨论。涉及的命题则有以下几点：一是“以诗为文”传统的历史形态及其形成原因；二是“以诗为文”传统对小说的影响；三是这一传统与现代小说“诗化”的联结样式。 一、“以诗为文”传统溯源与历史形态 “以诗为文”传统是叙事文学的一种历史现象，异常强大的“诗骚传统”不断影响着其他文学样式的生成、发展、成熟，不断介入其生存空间。任何一种晚起的文学样式，只是想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站稳脚跟，就不得不正视诗歌的显赫存在，就不得不向诗歌靠拢，借鉴、升华“诗骚传统”的某种特征与长处来支撑并成就自己，并由此成为某种常态。 “以诗为文”传统自有其历史渊源。叙事文体夹带诗词，或沾染诗谓的习气、格调、氛围，都由来已久。在漫长的古代文学历史上，因为研习诗歌的功课是读书人自“发蒙”以来的日常所习，能诗善书是读书人的一种基本技能，所以有此基础并由此起跑的古典小说家一般都有诗才，在创作小说之余，不免一时技痒而掺入诗词，有些是临时加入的，有些则是把平常所作的作品添入，以此存念或加强诗化，表明自己能诗，借此获得某种象征性的文人身份，同时，小说在诗词的强大挤压下，屈居雕虫小技之列，作者通过融合诗词，多少也有某种自我辩诬的意图。因此，在小说中“以诗为证”的例子数不胜数，掺杂前人的诗词句子，或者通过变形、化用诗词句子的现象比比皆是。其次，历代评小说的评论家，本身也是能诗的，而且往往以诗的方式去评点；所以对此也大开绿灯，往往用溢美之词加以褒扬，这样便形成一种风习、时尚，后来者也受此影响，加以模仿。这一循环往复，是异常强势的诗文化在或隐或现地发挥调节作用。事实上，因为举国之民沉醉于诗文化的弥漫之中，“以诗为文”容易带来作者与读者之间的相互认同，在双方一片叫好之声中达成合谋。当然，古典小说“以诗为文”的惯例，也自有其审美功效。譬如，有利于小说氛围的酝酿，也有利于小说人物性格的塑造。古典小说缺乏细腻的心理描写，主要是通过白描、环境描写与人物言行来推动情节的发展，所以这一传统无意中弥补了这一缺陷。 对此，陈平原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中对此已有论述。在他看来，中国小说现代化进程体现在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上，这一过程既有西方小说的启迪，又有传统文学的创造性转化。特别是针对后者，他主要从“新小说”家与“五四”作家分别接受“史传”传统与“诗骚”传统来展开论述，条分缕析，甚为详备。“如果说在20世纪初期的中国文学形式变革中，散文基本上是继承传统，话剧基本上是学习西方，那么小说则是另一套路；接受新知与转化传统并重。不是同化，也不是背离，而是更为艰难而隐蔽的‘转化’，使传统中国文学在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中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1]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是，那些创造性转化是否就有普适性呢？“诗骚”传统对于浸淫于古典诗词的“五四”作家有如此深远的影响，那么“五四”之后的许多现代小说作家不用阅读古代诗歌作品，为什么又自然“诗化”了呢？从“以诗为文”传统到现代小说的“诗化”，是否有更多创造性转化的可能？后人是如何“转”、如何“化”的呢，或者需不需要“转化”呢？要想回答这些看似容易的问题，我们还是需要围绕“五四”一代小说家的独特性“创造”来展开讨论。 实际上，现代作家是具有创造性转化的内在机制与可能的，大至主题的设置，小至叙述的技巧，都有赖于作者的独创。“以诗为文”于叙事文学，更多作为一种趣味，一种眼光，是化在作家的整个文学活动中，而不是落实在某一其体表现手法的运用上。进一步说，它更多是作为一种“背景”的文化风格与氛围，不会是具体而直接的方法，这无需多少继承与转化“以诗为文”对现代作家的创作而言，仅仅是一种思维方向上的宏观概括，现代小说家不用阅读古代诗歌作品，也能有限地“诗化”，没有受到“以诗为文”传统的熏陶，也不全面影响现代小说的“诗化”。 在论述现代小说时，“五四”一代的作家大都否认他们的创作跟传统小说的联系，更不用说古典诗词的联系；同时对于自己创作的才华，艺术天赋的个性化方面也很少提到。这一阶段他们乐意做的事，是介绍并强调自己所受外国小说的影响，承认自己在模仿中找到自己的创作道路与艺术风格。在“五四”新文化风起云涌之际，对外国小说理论、思潮、作品的翻译，成为当时一个不断升温的热点。从《新青年》提出“人权、平等、自由”的启蒙思想始，标示由外国出产的民主与科学就得到了国人的认可与追捧，沿此一路，国人广泛引进和吸收目迷五色的西方文化，几乎达到了多路并进、全面开花的状态。包括西方文学在内的外来文化，几乎在一夜之间便全面登陆古老的东方大国。人道主义思想、无政府主义、纯艺术论、进化论和社会主义思潮等，一时让人在人声鼎沸中心驰意往，守旧之心连隐藏起来都来不及。时代涡流中的文学思潮，像今天所说的时尚追求一样，赶潮的心思普遍风行起来，难新为荣，唯“西方”为是的观念也蔓延开来。正是在这一语境下，“五四”一代的作家莫不径直急取，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小说创作方面一出手就很成熟的鲁迅曾断言自己“我所取法的，大抵是外国的作家”[2]。以《沉沦》引起非议的郁达夫，则主要师从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以及近代日本“私小说”。最先成立的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其成员一般倾向于19世纪俄国与欧渊的现实主义、自然主义思潮，他们注重揭示社会黑暗、反映灰色人生，从中挖掘被遮蔽的现代人生与社会问题方面的诸多弊端，像鲁迅所说的一样：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