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多学界多年的倡导和努力，“民国文学”的概念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获得了人们的理解和接受，从民国历史文化的角度阐述文学现象也正在成为重新定位“现代文学”的重要思路，从某种意义上看，这可以说是近年来中国文学研究的一大动向。当然，面对我们业已熟悉的一套概念、思路和批评方式，“民国文学”的价值、意义和研究方式也依然需要更多的学者共同参与，并贡献自己的创造性思想，在更独特更具规模的“民国文学史”问世之前，种种的疑问是不可避免的。其中之一，就是困惑于社会上越来越强烈的“民国热”：在不无喧闹、鱼龙混杂的“民国消费”的浪潮中，所谓的“民国文学研究”又意味着什么？它根源于何方？试图通往何处？如何才能将流俗的迷乱与学术的理性划分开来？ 在这个意义上，厘清当前中国社会的“民国热”与学术研究的“民国文学”思潮之相互关系，也就成了一件极有必要的事情。 作为当代大众文化的民国热 民国热，这个概念的所指本身并不明确：一种思想潮流？一种社会时尚？一种消费倾向？我们只能先这样描述，就目前一般报章杂志的议论而言，主要还是指由媒体与出版界渲染之后，又部分转入社会时尚追求与大众想象的“趣味的热潮”。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民国”这一概念通常被另外一个色彩鲜明的词语代替：旧中国，它指涉的就是那一段早已经葬身历史坟墓的“军阀当道，万马齐喑，民不聊生”的时代，因早已结束而记忆发黄，因过于黑暗而不愿详述。而所谓的“民国热”就是对这些固化概念的反动，重新生发出了解、谈论这段历史的欲望，并且还不是一般的兴趣，简直引发了全社会范围内的广泛而强烈的热潮。据说，当代中国的“民国热”要追溯到2005年。余世存的《非常道》、美籍华人学者唐德刚的《袁氏当国》、张鸣的《历史的坏脾气》相继出版，一反过去人们对“民国”的刻板印象，种种新鲜的历史细节和“同情之理解”，唤起了中国人对原本早已尘封的这段“旧中国”历史的新的兴味。接下来的几年中，陶菊隐、傅国涌、何兆武、杨天石、智效民、邵建、李辉、孙郁等“民国见证人”与“民国史学者”不断推出各种鲜活的“民国话题”，使得我们在不断“惊艳”的发现中似乎触摸到了“真实”的历史脉搏，而且，这些关于民国往事、民国人物的叙述又不时刺激到了我们当今生活的某些负面，今昔对比，但不再是过去那种模式化的“忆苦思甜”，在不少的时候，效果可能恰恰相反，民国的细节令人欣羡，反衬出今天的某种不足，这里显然不无记忆者的美化性删选，也难免阐释者的想象与完善，但对于广大的社会读者而言，严谨考辨并不是他们的任务，只要这些讲述能够填补我们的某种欠缺，满足他们的某些精神需要，一切就已经够了。“民国热”在“辛亥百年”的纪念中达到高峰，如今，在中国大陆的稍具规模的书店里，我们都能够看到成套、成架、成壁的民国专题图书，图书之外的则是更多的报刊文章、电视节目，甚至服饰的民国怀旧潮流，中国大陆的民国热还在一定程度上波及到了海峡对岸，在台湾的图书与电视中，也不时晃动着“民国记忆”的身影，只是，对于一个自称“民国进行时”所在，也会同我们一起讲述“过去的民国”，多少令人觉得诧异，它本身似乎也生动地提醒我们：民国热，主要还真是一种大众趣味的流变，而非知识精英的文化主题，尽管我们的知识界在其中推波助澜。① 作为当代大众文化体现的“民国热”是由知识分子津津乐道的“民国掌故”唤起兴味的，正是借助于这些“恍如隔世”的故事，人们逐渐看到了一个与我们熟悉的生活格局迥然有别的时代和社会，以及生活于其中的个性色彩鲜明的历史人物，出于某种可以理解的现实补偿心理，人们不免在这一历史意象中寄予了大量的想像，又逐渐将重塑的历史意象召唤进现实，成为某种时尚趣味的符号，如在一些婚纱艺术照与大学毕业纪念照中流行“民国服饰”。应当说，作为这一社会趣味的推动力量，一些知识分子的“关于民国”的写作发挥了明显的作用，但是，作为流行的社会趣味本身的“民国热”却还不能是一种自觉的时代思潮，而只是知识分子的个人的某种精神诉求与社会情绪的并不严密的合流，一方面，知识界对这些“民国文化”的提取和发掘尚未进入系统的有序的理性层面，本身就带有明显的趣味化和情绪性色彩，包括目前流行甚广的所谓“民国范儿”，这个本来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精神现象，但是到目前为止，依然主要流于种种极不严格的感性描述与文学比喻，而且据说提出者本人也还试图放弃其概念发明权。② 大众文化，不管我们今天对它的评价究竟如何，都应该看到，这是一种与通常所说的由知识分子自觉建构的并努力纳入到精英文化传统的追求所不一样的“文化”，它更多地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及生活趣味紧密联系，是指普通大众基于日常生活的需要而生成的种种精神性追求和倾向，它与精英知识分子出于国家民族意识、历史使命或文化独创性目标而刻意生产的成果有所不同。当然，作为个体的知识分子既致力于精英文化的建构，又同时置身于大众生活的氛围之中，所以严格地讲，他同样也拥有大众文化的趣味和逻辑，受到日常生活文化的影响，也自觉不自觉地影响着以日常生活为基础的大众文化。 从精英知识分子的逻辑出发，我们不难发现大众文化的若干消极面，诸如与媒体炒作对真正的个性的误导甚至覆盖，工业化生产的趣味同质化，五彩缤纷背后隐含的商业利益，对世俗时尚缺乏真正的批判和反思，甚至对国家意识形态的某种粉饰和媾和等，当年的法兰克福学派就因此对资本主义的大众文化大加鞭挞。的确，源于日常生活需要的物质性、享受性与变异性等特点使得大众文化往往呈现出许多自我矛盾的形态，这里就有法兰克福学派所痛心疾首的“商品性”、“同质化”、“工业生产式的批量化”、“傀儡化”、解构主体意识等消极面，如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指出的那样：“文化工业的产品到处都被使用，甚至在娱乐消遣的状况下，也会被灵活地消费。”③“文化工业反映了商品拜物教的强化、交换价值的统治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优势。它塑造了大众的鉴赏力和偏好，由此通过反复灌输对于各种虚假需求的欲望而塑造了他们的幻觉。因此，它所起的作用是：排斥现实需求或真实需求，排斥可选择的和激进的概念或理论，排斥政治上对立的思维方式和行动方式。”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