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性道德观念的巨大变革，是这个时期文化与文学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现象。多年来，以晚清民初及五四时期婚姻与恋爱为论题的研究汗牛充栋，产生了大量成果，但也存在研究泛化、理论阐释薄弱等明显的局限。本文拟从“恋爱”概念入手，梳理晚清至“五四”的爱情话语，在客观呈现20世纪初中国新性道德观念与文学话语的建构过程中，为反思现代中国激进文化与文学思潮，呈现一种新的可能。 一、“恋爱”的诞生 (一)“恋爱”的由来 在“恋爱”作为一个新词由日本传入之前，中国文学对于男女恋爱的称呼，主要是“情”及其所衍生的“儿女之情”、“男女私情”等。① 1925年，章锡琛在《驳陈百年教授“一夫多妻的新护符”》中说：“在中国的文字上，一向没有相当于英语‘love’的意义的字，近来虽然勉强从日本的翻译，用‘恋爱’这字来代替，然而一般人却仍然没有关于这字的概念。”②这个说法，他在1922年与王平陵通信时已提出，③日本学者的研究证实了这个结论。④不过在中国，以汉字“爱”或“恋爱”对译英语“love”，始于19世纪来华传教士的翻译。1822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在《华英字典》中用“爱”、“爱慕”、“爱恋”翻译“love”；而狭义的男女之爱，他则以汉字“情”对译，并指明其有贬义——The word tsing，like the English word love,is also used in a dissolute sense⑤——后者可见宋明理学通过清代士人对传教士有关中国文化认知的影响。1847—1848年，另一位英国传教士麦都思编撰的《英华字典》，“love”词条下的汉字“恋爱”，与“疼爱”并列，指“深切的爱”(to love tenderly)；同时，“爱情”则对应英文“喜爱”(affection)，属广义。⑥与此相应，晚清时期传教士在其汉语著译中使用“恋爱”时，也主要是广义的“爱”、“喜好”等。⑦1908年中国人颜惠庆主编的《英华大辞典》，“恋爱”一词在广义的“爱”之外，才包含了“男女相爱之情”。⑧191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辞源》，正式收入“恋爱”一词，并解释为“谓男女相悦也”。⑨彼时，“恋爱”作为新词在国内报刊已较多见。因此可以说，尽管以“恋爱”翻译“love”始于来华传教士，但从传播实际看，该词在男女相爱意义上进入现代汉语，则日本的影响更为重要。 19世纪末20世纪初，“恋爱”一词在日本普及，正值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或留学的中国学者学生渐渐云集日本之时，因此，男女相爱意义上的“恋爱”，就主要由他们率先使用并传入国内。依据现有资料，中国最早在男女相爱意义上使用“恋爱”，是1900年《清议报》上梁启超的《饮冰室自由书》。《自由书·慧观》中有这样的话：“人谁不见男女恋爱，而因以看取人情之大动机者，惟有一瑟士丕亚。”⑩1903年，《新民丛报》马君武的《欧学之片影：十九世纪之二大文豪》，介绍雨果的婚姻时说：“雨苟幼时与其邻女阿对儿Adele相恋爱，往来之恋书，蔚然成帙。”(11)同年，《浙江潮》上两篇小说，署名“侬更有情”所作的《爱之花》(6、7号)和《恋爱奇谈》(8号)，前者以第一人称叙述中国爱国志士与法国著名女优的爱情传奇，后者是一篇十字军东征背景的骑士爱情小说。1904年，《女子世界》“译林”栏刊载的《美国妇人之自活》，使用了“恋爱”，而该文正译自日本。(12)这个情形，与同一时期国内的爱情用语形成鲜明对比。 民国之前，国内小说家罕有使用“恋爱”一词的。例如，林纾翻译小说表达恋爱时用得最多的，动词是单音词“爱”、双音词“爱慕”等，名词则有“情爱”、“爱情”，(13)未见“恋爱”。1904年，徐念慈撰(译)描写西班牙爱情故事的长篇小说《美人妆》，除大量使用名词“爱情”外，动词则有“爱”、“慕”、“恋慕”、“眷恋”、“眷爱”等，却无一个“恋爱”。相似的情形，也存在于王妙如《女狱花》(1904)、思绮斋《女子权》(1907)、绍振华《侠义佳人》(1909—1911)等小说中。清末本土作家偶用“恋爱”，都与日本有关，例如1911年《小说时报》11期短篇小说《小学教师之妻》，使用了“恋爱”，作者徐卓呆恰好是一位留学日本归来的作家。(14) 大量文本表明，清末文学在男女相爱的意义上、作为新词使用“恋爱”，主要集中在留学日本的中国学者学生那里。根据台湾政治大学《中国近现代思想及文学史专业数据库(1830—1930)》关键词检索的资料统计，1903—1909年间，“恋爱”一词在《新民丛报》、《浙江潮》、《江苏》、《安徽俗话报》、《游学编译》、《民报》、《湖北学生界》、《天义报》、《新世纪》等刊物的24篇文章或作品中，共使用63次，其中只有12次是广义的“爱”，其余51次都是专指男女恋爱；且时间愈晚，愈集中在后者意义上使用。这些期刊，除《安徽俗话报》外，皆由留日中国学者学生在日本创办，而《安徽俗话报》，虽创刊于芜湖，其主编及主笔“三爱”，却正是有多年旅日经历、频繁出入日本的陈独秀。 新词汇，尤其是外来词，往往不是对固有现象变换称呼，而是对新现象进行命名。“恋爱”的引进，标志着一种新的道德观念产生，“两性相悦”的亘古行为，因“恋爱”的命名而在方式、意义、体验和评价上，都蕴含着传统词汇所没有的“现代”的意涵——日本明治初期发明的“恋爱”一词，“代表了一种与传统截然不同的情感态度和生活方式”，该词所指涉的男女，是“像朋友一般的交往”的爱人。(15)这样一种隐含自由、平等、自决的命意，在家族本位、讲求尊卑、礼教严格的儒家传统中，几乎完全阙如——儒家礼法规定，婚前“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币，不交不亲”；“男女无媒不交，无币不相见。”(16)婚后，女子必须遵循三从四德，男子则有“七出”权利。所以，当留日学者学生接受并使用“恋爱”这个词时，也就理解和认同了该词所包含的个人意志、两性平等的“现代”意义。但这样一种“原意”在普遍社会层面的理解、接受和运用，却在充满“误用”的情形中狂飙突进，呈现了晚清以降中国现代意识形态生成的特殊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