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之后，经《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最早一批翻译成英文的作品里，就有贾平凹的作品。①一九八一年“熊猫丛书”开始对外发行，出版贾平凹的作品集《天狗》和《晚雨》，之后外文出版社还出版了贾平凹的英文散文集《老西安：废都斜阳》(Old Xi'an：Evening Glow of An Imperial City)。可以说，贾平凹是改革开放后最早走出国门的作家之一。 与国内的汉译英相比，国外对贾平凹的研究兴趣，发生的要晚一些。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纪，研究文章在著名英文刊物上陆续出现，其中以评论《浮躁》与《废都》者为多数，择其要者，如劳伦·贝尔法(Lauren Belfer)的《评〈浮躁〉》，②保罗·哈钦生(Paul E.Hutchinson)的《评〈浮躁〉》，③王德威的《评〈浮躁〉》，④金克雷(Jeffrey C.Kinkley)的《评〈浮躁〉》，⑤卢恩(K.C.Leung)的《评〈浮躁〉》，⑥此外还有雷金庆(Kam Louie)的《男阉》，⑦罗鹏(Carlos Rojas)的《蝇眼》，⑧查建英的《黄祸》，⑨王一燕研究贾平凹的专著《叙述中国》，⑩及司徒祥文研究贾平凹早期作品的博士论文。《浮躁》在国外可谓好评如潮，这与小说一九八八年获得美国的“美孚飞马文学奖”不无关系。与这股评论热潮几乎同时发生的，是汉学家、翻译家葛浩文译出的英文版《浮躁》。(11)此后评论文章不断出现。 从研究文章的标题评判，以《男阉》、《蝇眼》、《黄祸》最为称奇，几乎与流行小说不相上下，若是从研究的深度和宽度评判，首选王一燕的《叙述中国》。此外，以上几位研究者还有一个特点，他们虽然是用英文研究贾平凹的小说，但他们的汉语水平为一般国外研究者所不及，他们不是自幼说中文，就是身边有说中文的太太，所以研究的水平，也为一般人所不及。最后还要提到司徒祥文的博士论文The Peasant Intellectual Jia Pingwa:A Historico-Literary Analysis of His Life and Early Works(《农民知识分子：贾平凹早期作品论》)。论文的作者明确表示，以贾平凹为研究对象，是要让中国文学走出国门，与普通的外国读者见面。(12)下面将逐一评述上文五位的研究成果，希望国内读者从中有所借鉴。 不过，不要就此推断，他们的研究能得出同一个结论。比如，小说《废都》的名字就被译成了好几个，可谓五花八门，各得其所：Ruined Capital(废都)，The Abandoned Capital(被抛弃的都城)，Capital in Ruins(废墟上的都城)，Fallen City(陷落的城)，Deserted City(空城)，Ruined Metropolis(废都)，A bolished Capital(废都)，Defunct Capital(死都)，以上还是英文的译法，法文的译法更浪漫：La Capitale déchue(近乎没人要的都城)，因为法语里的femme dechue与汉语的“失足女子”相差无几。好在还是凭借这个法语译名，《废都》获得了法国一九九七年度“费米娜文学奖”，这个奖项与龚古尔文学奖、梅迪西文学奖合称法兰西三大文学奖。贾平凹不仅是中国，也是亚洲第一位获此奖项的作家。“费米娜文学奖”要求入选作品发行一定的册数(八万？)以上才能入围，所以，凡获奖者必先拥有国内外的读者，读者的多少又与评论文章相关，这几个因素同时发生，作品才可能入选，作者要有相当的实力才行。从这个角度来说，在作者的因素之外，上面提到的文章，也有推波助澜之功。 《人极》的男性政治 雷金庆撰写的长文《男阉：贾平凹小说〈人极〉中的男性政治》，(13)从历史、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角度，研究分析贾平凹的《人极》(一九八五)。(14)雷金庆生在中国，熟稔中国历史，所以他能高屋建瓴，先从历史入手，指出中国人的观念与三大传统相关：封建传统、五四传统、一九四九年之后“十七年”形成的惯性，这三种传统互相抵牾，又互相依存，裹挟着中国社会不停地旋转流动，在这三种传统的裹挟下，凡是以性爱和性别为话题的写作，几乎无一不是经过男性来完成的。即使五四时期有陈独秀、鲁迅、胡适等新文化人物反复撰文批评压迫妇女，提倡自由恋爱，自由婚姻，但他们到底还是男性，他们的写作还是从男性的角度出发的。共和国成立后的三十年，流行的是性爱清教主义，在公开发行的出版物里几乎找不到哪怕是三言两语的性爱描述。等到改革开放的七十年代末，这种极端的清教色彩才有所改变，出现了张洁、谌容等书写女性的女作家。不过，令人感到滑稽的是，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不论出自男作家还是女作家，所关注的依旧是女人的不幸，很少旁及女人不幸的根源所在——男性。八十年代中期之后，才有少数男作家在小说中探讨他们的性行为，可惜，结果并不理想。这一时期在女性中普遍流行的看法是，在中国很难找到真正的男人(real man)，或能被称为汉子的男人，“太监化”(eunuchization)成为普遍现象。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贾平凹发表了他的小说《人极》。 雷金庆指出，《人极》的发表又与“寻根文学”不无关联。曹文轩就在其《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一书中，用一章来寻找“硬汉”形象，以为蒋子龙、张贤亮、张承志、梁晓声等作家更接近海明威或奥克塔维奥·帕斯(Octavio Paz)所描写的“硬汉”形象，其特点是：(一)冷漠的外表下储藏着深沉的情感，(二)不可摧毁的意志和超出常规的韧性，(三)他们永远是打不败的。(15)(杰克·伦敦小说《墨西哥人》里革命者李维拉与这个定义相吻合。)曹文轩如此浪漫的定义，大概也是对中国没有好汉的一种反拨或自我反省。不仅是小说，电影(如《黄土地》和《红高粱》)和歌曲(《西北风》)也在呼唤真正的男人。《人极》中的男人光子，也部分地有着上文提到的品质，但雷金庆的兴趣不在何谓好男人，他是从性别与阶级的角度出发，研究贾平凹对男人气魄的歌颂，进而分析性别和等级与社会权力和社会控制等概念的关系，其目的是考察八十年代中国的人际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