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作家刘震云1958年出生于河南延津县一个农民家庭，15岁参军到部队。1978年复员后到一个中学当老师，同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去《农民日报》工作。1982年开始发表作品，有以现实为题材的《塔铺》、《新兵连》、《单位》等，也有“故乡”系列“新历史主义”小说，近年仍不断有新作问世，可谓多产作家。其作品多次获奖，在当代文坛中享有一定的赞誉，王朔称为“当代小说里真正能够对我构成威胁的一个”，[1](P69)他的《一地鸡毛》发表于1991年第1期的《小说家》，后被视为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作之一。通过重新审视这部作品及关于它的各种评论，我们可以找到一个理解80—90年代转变的切入口。 一、80、90年代之交的生活感觉 作品大致写成于1990年前后，这可以看作是故事发生的时间。主人公小林经历了双重变化：就个人而言，是从学校走向社会(《单位》中写他1984年毕业)；就社会而言，是经济逐渐成为时代的主题。以此为背景展开的人物生活场景描述了他所面对的各种日常琐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认知80、90年代之交生活感觉的参照物。 大学生在当代社会中地位、思想的变化无疑是和时代紧密联系在一起的。80年代大学生曾是天之骄子，被冠以各种光环和期望，作品通过小林夫妇和“小李白”的变化来表征80年代大学生的生活历程。在上大学时，“小李白”和小林“都喜欢写诗，一块加入了学校的文学社。那时大家都讲奋斗，一股子开天辟地的劲头”，而且“‘小李白’很有才，又勤奋，平均一天写三首诗，诗在一些报刊还发表过，豪放洒脱，上下几千年，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都不在话下”。对文学、文化和各种思想的关注与喜好是当时的时代主潮。“80年代人们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对文化的热情，几乎所有的青年，若不是诗歌爱好者或者文学爱好者，便是哲学、美学或其他文化形式的爱好者。文化在那个时代是个人自我确证的崇高方式”，李陀在回顾80年代时指出：“80年代一个特征，就是人人都有激情。什么激情呢，不是一般的激情，是继往开来的激情，人人都有这么一个抱负。……那时候人人都相信自己对历史有责任。‘就从这里开始/从我个人的历史开始，从亿万个/死去的活着的普通人的愿望开始’，这是江河的几句诗，很能反映那时候人们的情绪。”[2]占据时代中心的知识分子在当时具有较高的地位和影响力，“在80年代后期，知识分子的确成为某种意义上的‘文化英雄’，在大学校园、在街头、在广场，他们都成为受人欢迎、引人注目的‘文化英雄’。一时风头之劲，比起现在的传媒明星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今天的明星是很世俗的，而当时的‘文化英雄’却带有一种神圣化的理想光环”。[3](P35) 但伴随着经济时代的到来，现实发生了逆转，“中国民间流传着不同的笑话：80年代，有人在街上随便扔一块石头就能砸到一个诗人；80年代末，变成了在街上扔一块石头就能砸到一个经理”。[4](P5)经商成为时代的热潮，因而不难理解作品中人物前后巨大的转变。小林问“小李白”现在还写诗吗，“小李白”以极端的方式给予了否定：“狗屁！那是年轻时不懂事！诗是什么，诗是搔首弄姿混扯蛋！如果现在还写诗，不得饿死！”他得出的结论是：“我可算看透了，不要异想天开，不要总想着出人头地，就在人堆里混，什么都不想，最舒服。”小林夫妇也经历了类似的转变：“两人都是大学生，谁也不是没有事业心，大家都奋斗过，发愤过，挑灯夜读过，有过一番宏伟的理想，单位的处长局长，社会上的大大小小机关，都不在眼里，哪里会想到几年之后，他们也跟大家一样，很快淹没在黑压压的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人群之中呢？”生活被各种具体的琐事填充，“买豆腐、上班下班、吃饭睡觉洗衣服，对付保姆弄孩子”，这种重复性否定了先前对生活的设想：“什么宏图大志，什么事业理想，狗屁，那是年轻时候的事，大家都这么混，不也活了一辈子？有宏图大志怎么了？有事业理想怎么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带有自我解嘲意味的话语流露出无奈，现实生活自有其逻辑和规则，单纯的理想追求现在被物质利益的纠葛和关注所代替。 当个人生活从宏大动员中抽身而出之后，个人开始切实地面对真实的生活感觉。“现代生活，要求每个个体去独立地寻找中道，而不再有那么一个现成的过法”，“帮助人们过日子的纲常被瓦解了，人们必须直接面对‘过日子’本身……要自己学会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过日子的‘理’”。[5]“烦恼”是新写实小说中人物日常生活的一个关键词，这或许并不能简单归结为作家们对这一话题的青睐及有意铺陈、渲染；如果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可能有助于理解这一情节取向。要处理诸如对付保姆、孩子看病、入幼儿园等事情，需要依靠心机、或利益的交换等，这些都使他们感到心烦和难以应对。小林夫妇带着感冒的女儿去看病，感慨“现在给孩子看一次病，出手就要二三十；不该化验的化验，不该开的药乱开。小林觉得，别人不诚实可以，连医生都这么不诚实了，这还叫人怎么活？……每次给孩子看完病，小林和老婆都觉得是来上当”。这一生活感觉可以套用社会学上的术语“相对剥夺感”，它是“由美国社会学家S.A.斯托弗等人提出，是指剥夺是相对的，人们对其处境感到怨恨或不满，未必是在绝对意义上被剥夺，而是与某种标准相比感到被剥夺了。……美国社会学家Robert.K.默顿进一步发展了相对剥夺感理论，默顿认为，当个人将自己的处境与其参照群体的人相比较并发现自己处于劣势时，就会觉得自己受到了剥夺”。[6]作品中还有很多情节传达出人物的这种感觉，如小林为了帮老婆调动工作给人送礼，结果被拒，“尴了半天，两人才缓过劲儿来。小林将箱子摔在楼梯上：‘×他妈的，送礼人家都不要！’又埋怨老婆：‘我说不要送吧，你非要送，看这礼送的，丢人不丢人！’”小林家的保姆任由小林的女儿玩凉水，结果引发了感冒，小林怕引起风波没有告诉妻子。小林老婆的单位开通了班车，“原来以为坐班车是公平合理，单位头头的关心”，后来才知道是因为领导老婆的妹妹，她“马上有些沮丧，感到这班车通的有些贬值，自己高兴得有些盲目。……小林听到心里也挺别扭，感到似乎是受了污辱”。小林的女儿靠邻居的帮忙上了自己中意的幼儿园，但后来才发现他们有自己的目的和打算，小林老婆对小林说：“他们孩子哭闹，去幼儿园不顺利，这才拉上咱们孩子给他陪读”。“当天夜里，老婆孩子入睡，小林第一次流下了泪，还在漆黑的夜里扇了自己一耳光：‘你怎么这么没本事，你怎么这么不会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