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3)12-0102-05 《在酒楼上》主要故事情节简单。“我”到离故乡很近的S城，心情很荒凉。于是来到记忆中的小酒楼(已是物是人非)一边看着雪景一边独酌。这时，偶遇从前的同窗吕纬甫。然后通过吕纬甫独白的形式开始讲述其失意境遇。李长之在《鲁迅批判》中将《在酒楼上》和《孤独者》并置为形式不成功的典型，“利用一个人的独白，述说一个人的经历，结果就往往落入单调，作者更不惜用种种花样，引出主人公吕纬甫的谈话”①。他认为文本中对吕纬甫喝酒、点烟等的描写，以及窗外的景物描写，都是作者为避免长篇独白引起的单调而插入的。竹内好也认为：“‘我’只是一个听众，从吕纬甫出场后就没有行动，我只是引出吕纬甫，这一点成为破坏作品完整的一个缺陷。”② 李长之和竹内好质疑的正是作品的叙事结构，他们的观察和质疑很有道理。《在酒楼上》以吕纬甫讲述的两个故事构成了小说的主体，一个是受母命所托回故乡为三岁就死去的小弟弟迁坟的故事；一个是他为了给顺姑送剪绒花的故事。吕纬甫的讲述近乎于自白、自惭和自辩的陈述。他讲述自己在分别后的这些年，“模模糊糊”，“随波逐流地”做些“无聊的事”。此次，奉母回乡完成的两件事也以没有结果收场，亡弟的坟空空如也，当年美丽的邻家女孩顺姑也不幸早逝，似乎是对吕纬甫最后一点寄托之情的嘲讽和消解。在吕纬甫的讲述中，一个颓唐消沉、失去意志、穷途没落的知识分子形象被展示出来。《在酒楼上》也一直被阐释为批评启蒙知识分子的软弱、妥协和落伍的文本。但这一阐释全然忽略了叙述的另一个层次——叙述者“我”这一层次的意义。“我”这位沉默克制的旁观者和叙述者，给作品提供了某种叙述的视角和叙述的语调。一个“楼上的冷眼”，或如韩南对鲁迅第一人称叙事的洞察，这一刻意冷漠的叙述者“我”使作品避免了流于廉价的感情宣泄。这样的视角和语调在修辞学上固然也重要。但是，《在酒楼上》中的第一人称叙事显然不同于《孔乙己》中的“我”。叙事学上，《在酒楼上》属于介入型第一人称叙述，叙述者“我”兼具叙事功能和人物角色功能。而且在文本中，反映“我”以及与“我”相关的篇幅不少，大量的话语叙事中的内心语言成分直接指向“我”作为一个重要意义形式要素的存在。显然，仅从吕纬甫形象来出发的解读是单一和不够充分的，这一解读受到了时代的诗学形式和读者的阅读习惯等的局限。 近年来，叙事学角度研究成为了鲁迅小说研究的热点，海外以韩南和安敏成，国内以吴晓东、汪晖和王富仁等的研究为代表。其中《在酒楼上》尤其是受到关注的一篇作品。西方叙事学对作者和文本的辨析日趋精细，将作品从写作到解读的符号学交际模式细分为：真实作者——隐含的作者——叙述者——被叙述者——隐含的读者——真实读者。据此，《在酒楼上》的叙事结构可以表示为：真实作者——隐含作者——叙述者“我”——被叙述者(吕纬甫)——被吕纬甫叙述的人物和事件(阿顺等)……由此可见，吕纬甫讲述的故事便被置于叙事者“我”的讲述这一更大的叙事框架中。吕纬甫的故事便成为以“我”为中介的故事，一个具有复杂的心灵、内省的能力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来叙述一个“他者”的悲剧故事。这种双重结构的意义在于，吕纬甫的讲述不仅呈现他的主体，吕纬甫讲述的故事经过了叙事者“我”的再度转述，也呈现出“我”的主观世界。 林毓生认为《在酒楼上》透露出了鲁迅在反传统和怀旧之间的矛盾和复杂的意识，即“在显示层次上的全盘反传统，和隐示的意识层次上献身于中国知识和道德的传统价值之间，产生了真正的思想上的紧张”③。但是他在论证上，跳过叙事学分析，主要依据周作人提供的资料，将吕纬甫与鲁迅等同起来，“鲁迅借助吕纬甫的语言和世界来明确表示他自己的意识”，留下了争议的空间。吴晓东借鉴叙事学分析，将两种意识的张力与“我”和吕纬甫之间的对话关系对应起来，认为这种“对话和潜对话”关系是小说最重要的内在的结构性关系，是一种形式化的要素，“吕纬甫个人化记忆以及他故事中的渴望和诗意在小说中面临的是启蒙主义的宏大叙事的压迫，其存在的合法性同时又是被小说叙事者‘我’甚至被吕纬甫自己深刻质疑的。这种质疑，除了体现着主流话语与边缘话语之间的冲突与潜在的对抗之外，也体现了鲁迅自反性的思维习惯”④。 从本质上来看，将“我”和吕纬甫看作对抗的关系这种分析仍然没有摆脱以往话语性分析的窠臼。这种分析倾向被有些研究者简单化为代表革新立场的“我”对代表妥协落后立场的吕纬甫的否定和批评。但是，从文本细读来看，如果说第一人称叙事者“我”作为吕纬甫的对话对象，或更准确地说作为潜在的语用预设，或者“我”持有某种立场，这种对话关系及所持立场并不是话语明示的，更多的是通过语调、情绪、意象描写暗示的。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也许有立场，“我”和吕纬甫有着某种对话和对抗关系，但是这一立场和对话关系更多的是隐含的，也是复杂的，甚至是悖论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