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霾10多年，“文革”方结束，那些岁月真的令人不堪回首。可是对我本人来说，却时或愿意回首，因为彼时有令自己无论如何都无法忘怀的3年知青生涯。 忽然有一天，觉得格外天朗气清，待在苏北某果园知青连的我居然有了报考大学的机遇，于是紧张地复习，更紧张地考试、体检，终于在1978年岁初进入了此前连想都不敢想的某大学，成为国家恢复高考制度后的首届大学生，成为所谓“新三届”中的“天之骄子”。然而，那时候的读书人能够读到的书其实很有限，许多教材都是久疏于学术的老师们匆匆忙忙新编的，且多是没有正式出版的，质朴而又便宜。又忽一日，在传阅中兴奋地读到了已经引起全国轰动的路遥的小说《人生》，这算是我与路遥的第一次“遭遇”。 读《人生》，说人生，争议颇多。那时候的大学生几乎人人都在谈论路遥的《人生》，特别是在电影《人生》上映期间，掀起了全社会的关于人生的大讨论，这也许可以视之为一次实实在在的“人生启蒙运动”吧，文学的魅力或文学的伟力由此可见一斑。当时的我也和大家一样，因读和看《人生》的小说及电影，引起了很多思考，真的是触动了灵魂。其中，敏感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面对年轻人无法回避的爱情、婚姻。这个问题在当年绝对已经成为人生最大的社会问题之一。《人生》将高加林、刘巧珍、黄亚萍的“三角”难题生动地展示出来。我曾经在一篇论述沈从文《边城》的文章中说，人世间总存在着复杂的性别关系，但基本的“民间原型”却是“三角”模式。与“难婚原型”相应的“三角”模式诚是普遍存在的把握人类性别关系的基本方式，但庸俗低能的作家必会将情恋三角写成非常低级庸俗的故事，可是那些深刻和熟谙人性的作家，却能从情场三角中，展示出人生中那支扣人心弦、动人肺腑的情场哀乐，将一种人生方式中蕴含的丰富多样的人情人性及其承受的“生命之重”表现出来，使之真正成为人们审美观照的对象。显然，这样的“民间原型”也出现在《人生》中，还唤起了很多人的强烈共鸣，引发了许多人内心深处的纠结。 作为主人公的高加林，他所面对的严峻问题就是：选择刘巧珍还是黄亚萍？当时，在认定“个人奋斗”的必要性上，人们实际比较快便取得了心照不宣的“共识”，但在爱情婚姻方面，选“刘”还是选“黄”却成为一个迄今仍难以解决的“真题”。包括路遥本人，是否很好解决了这一人生真题？似乎也很难说。而在当时就读中文系的我看来，选“刘”也就是选“留”，意味着要留住淳朴的“初爱”和由此建立的家庭；选“黄”也就是选“惶”，意味着要陷入情感的挣扎，尽管这种感情会有色彩、有浪漫，却极有可能会“惶”的，惶惶不安，痛苦不已，凄艳迷离，且最终大抵也是要“黄”的……这种选择上的区别对很多人来说无疑都是非常艰难的。对男人如此，对女人也是如此；对高加林们如此，对路遥和笔者也如此。幸运的是，当年笔者受到了《人生》的启发，且基于自己的人生体验，在大学毕业后，仍宁愿选择在乡下当知青时结识的那个“她”(巧得很她也姓“刘”，排行老三，友人戏称刘三姐)，于是好人一生平安，并建构了属于常态的且能够基本体现岁月静好的“情感金字塔”。在这个意义上，我是要衷心感谢路遥和他的《人生》的。 第二次与路遥的“遭遇”，是因“窥视”而结识了路遥，研究了路遥。与第一次的文学阅读之“遭遇”不同，这一次是“奉命”行事，要从创作心理学角度“窥视”路遥了。 我从大学毕业后曾在故乡亦即淮阴地区任中学教师年余，也许仍受到“个人奋斗”的启发和激励，勇敢地报考了西安某大学的现代文学专业研究生，毕业后即留校当起了高校教师。当时，“下海潮”渐渐涌起，心下羡慕却还是坚持在讲台上、书桌旁打发时光。 几年后的一日，大概是1990年下半年的某一天，曾给我授过课的畅广元突然召集五位年轻教师布置任务说，经与省作协朋友商量，决定编撰一本《神秘黑箱的窥视》，要搞个“三极对话”，立意要对陕西五位知名作家的创作心理进行“案例分析”，即作家、评论家和青年学者共同针对作家创作心理展开对话。年轻学者率先“发难”，主要针对作家创作心理特别是创作心理障碍等进行剖析(他认为陕西几位实力作家有水平却仍需要新的突破)；接着，作家在看过年轻学者论文后，自由自主讲述自己的创作经验和体悟，有表白，更希望有辩驳；再下来，知名评论家出马，在阅读前两者文章之后，写出自己对二者论述的见解，颇有“摆乎”或“升华”的意味。总之，这种“三极对话”的好处，是能让读者透过对话，感受到一种相对客观的立体化“呈现”，从而有利于从不同的方面把握作家的创作心态。 畅广元宣布，选中的5位知名作家是路遥、贾平凹、陈忠实、邹志安和李天芳；担任先期文学批评任务的5位年轻学者是李继凯、屈雅君、吴进、李凌泽和陈瑞琳；5位评论家是肖云儒、费秉勋、孙豹隐、陈孝英和李星(即著名的“笔耕组”几位骨干)。为了进一步完善该书，后来畅老师请王愚撰写《创作与批评的多向审视》放在全书的前面，算作“序言”，自己写了“前言”，还特别请刘建军写出“总评”《作家创作心理猜测》，进行理论总结。这番策划可谓非常精心，即使放在今天看来，也是一个值得借鉴的“大工程”。经过3年多的努力，该书终于完成，并由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于1993年9月出版。此时，路遥已经病逝，遗憾未能看到本书。作为主编的畅广元在后记中提及，“特别是路遥同志，放弃率团出国访问的机会，写了长达6万余字的创作随笔。这种对文学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令人敬佩。路遥英年早逝，我们用这部书纪念他。” 路遥是值得我们敬佩的一位作家。带着敬佩和任务，我阅读了能够找到的路遥的全部作品，还专门到省作协大院请教路遥，有时还到路遥家中去拜访，在相关座谈会上认真听取大家包括路遥的发言，当面询问过路遥若干问题，包括在餐桌上都愿意坐在路遥身边，询问他吃酒席和当年饥饿至极的不同感受。总之，经过数月的艰苦努力，我在1991年4月即完成了一篇4万余字题为《沉入“平凡的世界”——路遥创作心理探析》的论文。畅广元后来撰文追念路遥，还特别提及路遥读过我的论文，并由此产生颇多想法，酝酿很长时间才决定认真撰写长篇创作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