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是20世纪80年代极为重要的作家，他的很多作品，比如《人生》《平凡的世界》曾轰动一时，影响至今不衰。可惜路遥不能节制，不能养生、护生，“早晨从中午开始”，起居无常，消耗过度，英年早逝，令人惋惜。 《人生》发表于1982年，是路遥典型的作品。若想看清楚《人生》这部小说，须将它放在历史的脉络中去解读，尤其须与柳青的《创业史》进行对比阅读。路遥说，有两个作家对其有巨大的影响，其一是柳青，其二是秦兆阳。在《人生》开篇之前，路遥曾引用过柳青的一段话：“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是笔直的，没有岔道口的。有些岔道口，譬如政治上的岔道口，事业上的岔道口，个人生活上的岔道口，你走错一步，可以影响人生的一个时期，也可以影响一生。”柳青的这段话作为路遥的开场白高悬于《人生》之前，可谓指南针，借此可以知道《人生》要说些什么，这段话也是理解《人生》的钥匙，由此可以打开《人生》及其背后的世界。《人生》可谓路遥为演绎柳青这段话之作，只是《创业史》写1953年前后的中国，《人生》则是写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国，时代已变，故其中蕴含的历史信息也随之一变。 这段话出自《创业史》第15章，柳青关于人生的话语重心长，也颇为抽象，这段话是针对《创业史》中的改霞而言。其时，改霞正面临着人生的重大抉择，她瞻前顾后，颇为犹疑，她或可报考西安的工厂，或可留在农村。前途的抉择中还掺杂了爱情的选择，改霞若留在农村，可与梁生宝在一起，若去了城市则须与梁生宝分离。柳青这段话似警告，似劝说，归根结蒂意思是人一定要做对选择，否则人生就会受到影响。所谓正确的抉择，就是识时务，就是看懂或者加入时代的大潮，亦是智慧；不正确的抉择就是不识时务，逆潮流而动，就是不智。 柳青是一个有志向的作家，《创业史》是宏大叙事，柳青试图总体上写一个村庄蛤蟆滩。蛤蟆滩是当时中国的缩影，柳青围绕着互助组问题，写了诸多路线之间的较量，写了不同阶级的思想和生活情况。梁生宝和改霞是《创业史》中的两个重要人物，梁生宝是社会主义新人，他公而忘私，体现了新一代共产党人的风采；改霞则是“梁生宝和郭振山矛盾的连接点和推动力”，她连接着两条路线。梁生宝看懂了时代，跟上了时代的潮流，他甚至都不必抉择，就是留在农村，一心一意带领群众走互助合作之路；改霞虽欲离开农村，进城市当工人，但是这个过程一波三折，改霞时而动心，时而后悔、自责甚至反悔。改霞最终痛下决心进城当工人并离开梁生宝的原因在于她觉得两个人性格不合。小说写到：“改霞想：生宝和她都是强性子年轻人，又都热心于社会活动，结了亲是不是一定好呢？这个念头，自从5月之夜不愉快的幽会中从她脑里萌起以后，她就再用铁镊子也夹不出去了。她想：生宝肯定是属于人民的人了；而她自己呢？也不甘愿当个庄稼汉的好媳妇。”如此一来，改霞离开梁生宝进城当工人，原因就不是因为农村和城市之间有差距，而只是因为两人性格不合。在柳青那里，城市与农村的差别只是工业和农业的区别，在理论上二者并无高下之分，工人和农民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翁，工业和农业都是社会主义建设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创业史》写1953年前后的农村，1953年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于农村而言，这是一个划时代的时刻，这一年开始了互助合作运动，农村以工业化的方式组织了起来，而此前的农村如同孙中山所言是“一盘散沙”。在小说中，1953年的春天被描述为：“1953年的春天，庄稼人们看做亲娘的关中平原啊，又是万木争荣的时节了。……但1953年春天，人的心情可和过去的1952个春天，大不一样。……1953年春天，是祖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一个春天。……1953年春天，中国大地上到处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巨画、交响乐和集体舞。1953年春天——你历史的另一个新起点啊！”柳青的语言激情澎湃，非常类似胡风的《时间开始了》，似乎农村自此之后将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在这样的大时代，在一个亘古未有的时刻，梁生宝肯定不会离开农村去城市，农村会给其足够的发展空间，他在农村也可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在这样的时代风气之下，进城似乎都是落后与自私的表现。 《人生》较之《创业史》已极为不同，路遥接着梁生宝和改霞的抉择来写，他只是以村庄为衬托写高加林的个人抉择，他要在农村和城市之间做出抉择，同时也要在巧珍和黄亚萍之间做出抉择。抉择就是心之所之，个人所之的方向就是这个时代的趋向，所谓人往高处走，其时的高处已经是城市。做出什么样的关键性抉择，走了哪条路，就是选择了什么样的人生，因此这部写抉择的小说，被冠以一个沉重的名称《人生》。高加林的最终选择是去城市，放弃农村，相应地在爱情中他选择了黄亚萍，抛弃了巧珍。高加林抉择的过程不再一波三折，不再遮遮掩掩，不再伴随着后悔或者反悔。高加林与梁生宝的抉择不同之处在于时代已变，处境已变，因此抉择亦随之不同。《人生》中的高加林的抉择好比梁生宝走了改霞的路，梁生宝不再待在农村，他进了城。20世纪50年代，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是一体的，所以梁生宝可以以不必抉择而抉择；20世纪80年代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已经二分，所以何去何从就有了痛苦的抉择。 《人生》就是写了这样的抉择。1950年代，梁生宝义无反顾地留在农村，组织农村互助合作，1980年代初梁生宝为什么要走改霞的路？这就是时代的信息，其中有惊天动地的变化。关键就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包产到户意味着农村互助合作的终结，1953年的春天曾是划时代的时刻，但是1978年冲淡了1953年，1978年成了新的历史起点。1978年的梁生宝在农村会作何感想？新一代的梁生宝在农村已经没有空间可以发展，农村与城市之间形成了巨大的鸿沟，于是他们只好进城。城市和农村若在20世纪50年代仅是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差别，它们之间的对立尚比较隐蔽；而在1980年代初城市和农村的对立已经日益公开化，而且差距日益扩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