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与我是两代人,在他生前我并无机会识得一面。但作为读者、作为当代文学史研究者,我和路遥却有着漫长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前期,我所在的村子还很少有电视,所以一家有了电视往往全村人都去看。遗憾的是,当时电视似乎只能收看两三个台。于是一次在一个“正片”结束以后转台,另一个故事正在进行:一个大雨倾盆的夜晚,一个年轻人在痛苦地吼叫,他的民办老师之职被书记儿子顶替了;他要去拼命,却被父母拦住了;于是这个叫做高加林的年轻人换上最破旧的农民的衣服,下地干活了;于是出现了一个叫巧珍的漂亮姑娘……电视看完时,周围的人多已酣然入睡,我却泪流满面。当时不知道这个故事的名字叫《人生》,也没想过它还有作者。1990年进入大学后,我才知道《人生》、路遥以及随后的3卷本《平凡的世界》,并彻底爱上了这个兄长般的作家,也因此而痛苦。1992年11月17日,20年后这个日子对我仍极为清晰,因为那天早晨大家还没起床,睡在上铺的兄弟就伸出脑袋告诉我:“张均,路遥死了!”他是戴着耳机听收音机的。那天对我完全是个黑暗的日子。大学期间我做家教,拿到工资后买的最早两套文学作品,一是《平凡的世界》,一是《静静的顿河》。这是作为读者我与路遥的“关系”。但作为研究者又有不同。从学术角度看,韩石山、贾平凹等对路遥的訾议并非没有道理。显然,路遥不是一个伟大作家,他的《人生》《平凡的世界》以外的作品都乏善可陈。《人生》文字锤炼充分,但《平凡的世界》的语言则欠缺质感与密度。他的人物太过善良,包容,存在历史道德化倾向。然而一个作家是否“重要”,关键不在于他有什么局限,而在于他有怎样的创造。路遥无疑有他的优异之处。《人生》能够如此有力地“击中”十三四岁的我,《平凡的世界》能让我从窘促的生活费中挤出钱去购买,恐怕并非年少之人易被“蛊惑”。所以从事当代文学研究以后,我一直希望以路遥为题做些研究。然而十余年过去,我竟未为路遥写过只言片语,甚至在文学选修课上迟迟未将路遥列入讲课计划。我多次问自己:为什么如此远离自己热爱的作家?扪心自问,大约出于两层原因。一、路遥的写作方法秉承传统现实主义,此方法十几年来学界几乎不再有人问津,因此让人感到路遥“有话可说但‘无从说起’”。二、我所任教的中山大学,本科生源已较少农家子弟,而贫困农家子弟的数量尤少。我很难想象官商子弟会和路遥产生共鸣,更难接受路遥成为轻薄的对象。我一直以为,人的灵魂未必那么容易“相通”。这或许是不该有的顾虑。更重要的是,我真的无法忘怀差不多30年前那个泪流满面的乡村的夜晚,也确实认为《平凡的世界》可与《白鹿原》《尘埃落定》《马桥词典》《围城》《许三观卖血记》《古船》《家》《骆驼祥子》《黄河东流去》等作品一并进入“百年十佳长篇小说”的行列。那么,我心目中的路遥小说的“经典性”是从怎样的文学史视界里产生的呢?可从三点约略言之。 第一,在书写下等阶级“自己的历史”方面,具有突破性的意义。萨义德认为,历史“总是存在着权力与影响的结构”,而“在那些结构和历史底下有着观念、价值以及……没有自己的房间的人们”。在中国文化中,下等阶级无疑属于“没有自己的房间”的“沉默的大多数”。对此,部分学者并不那么关心,但对“人”怀有深广之爱的一批作家却始终在改变这种“非人的文学”。最初的改变在于“五四”人道主义的刺激。然而由于经验的隔膜,尤其由于启蒙“结构”的限制,鲁迅笔下的农民大都被新/旧、文明/愚昧等西方概念重新“编码”,而失去了其属己的“观念、价值”,多少沦为了国民性“碎片”,甚至仅是启蒙者“倒置的自我表象”。因此,阿Q式的下等阶级表述终究未能进入乡村的灵魂世界。更为切实的推进是出身草根的共产党诸作家。他们以政治经济学眼光,大规模地“裸露”了下等阶级最为深切的生存遭际与情感命运。诸如柳青、赵树理、孙犁等人的小说,都超越了“五四”文学所能触及的生活面与灵魂深度。不过这类写作又是与阶级编码(压迫/反抗)反复“谈判”的结果。因此,《人生》与《平凡的世界》的出现,就具有了突破性意义。高加林是“五四”以后第一个具有完整、独立个人灵魂的下等阶级形象,而他的“不堪贫穷而近乎病态的奋斗挣扎”又具有普遍的人性基础。孙少平的挣扎、上进与自信,更因包含传统乡土美德而成为无数乡村少年的人生“丰碑”。然而,《平凡的世界》在某种程度上的“励志”效果,又并非“心灵鸡汤”那般浅平,相反,它包含着痛切的生命体验、对世界“广大的”理解以及巨大的人世悲悯。这种灵魂质素,使路遥成为“经典”作家,并与同时期的刘震云、莫言、贾平凹、陈忠实等人一道创造了乡土文学前所未有的高峰。 第二,在把握现实社会变动与人生经验方面,路遥显示出了稀见的艺术能力,他的创作道路也多有借鉴意义。对于路遥师事柳青(比如常年下乡体验生活)的做法,韩石山不太以为然。然而换个角度看,路遥的做法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对作家而言,倘若有一个“故乡”(即便它在不断地“沦陷”)并与之保持情感与事实的密切联系,其影响几乎是决定性的。在此方面,余华、莫言可谓失败的例子。他们的作品,涉及其童年、少年经验的历史部分往往精彩,但一涉及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则大有传闻、异事汇编之嫌,如《兄弟》《生死疲劳》等。这些作品都欠缺逼入身边现实的能力。其中原因,多在于余华、莫言或主动或被动地抛弃了“故乡”。以形式试验起家的余华,原本就不太重视故乡的“根据地”意义。莫言对“高密东北乡”倒是念念在之,然而幼时不佳的家庭成分、与村邻相互防范、“斗争”的青少年成长经验,使莫言对现实的高密县大栏乡并不那么亲近,缺乏血肉与共的体验。故他们一旦笔涉现实,就显得平面、猎奇,无法捕捉到人物活生生的灵魂。比较而言,路遥对现实人生的敏感与捕捉能力算得及时而准确。高加林的悲剧几乎是一代乡村知识青年命运的缩影。我读小学期间(即《人生》发表前后),同村两位青年先后因为无法进城谋职而自杀。一位投水自杀,一位用民兵训练步枪抵胸自射而亡。两人皆为男性。其实高加林回村以后的遭遇如何,是不敢多想的。但《人生》实在是这一代“破碎的灵魂”的忠实见证。《平凡的世界》则面对了资本主义席卷下的“乡村世界”的历史动荡,准确而深刻地记述了大变化中的时势、人心、命运乃至风俗。其中涉及的真实的历史与真实的人生经验,给一代代乡村读者以强烈的共鸣。而这一切,与路遥对“普通劳动者”立场的坚持有密切关系。此即李云雷所说的,路遥“延续了伟大的文学传统”,这种传统“不仅仅是‘现实主义’的方法,也不仅仅是‘史诗’的形式,而是一种如何认识个人与世界、历史与现实的世界观,是一种如何把握内容与形式、自我与他者的艺术观”。遗憾的是,路遥之后,仅贾平凹、韩少功等个别作家表现出了杰出的现实把握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