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作家中，路遥对创伤叙事的执著态度，给人们留下了强烈印象。这些创伤不仅来自肉身的饥饿、疼痛、病患，更来自精神尊严被侮辱的痛苦。“爱情”甚至被剔除了肉欲的成分，成为精神尊严创伤的某种浪漫证明。伤痕文学之后，创伤似乎被“治愈”了，创伤叙事也就作为特定历史时期政治控诉的叙事模式，被作家们遗忘与放弃。但路遥是少数拒绝承认创伤治愈的作家之一。更有意思的是，他甚至拒绝对创伤的拯救。他不仅承认创伤还存在，还执拗地发现新的创伤，并在现实层面将对创伤的暴露当成文学创作的“惟一命题”。或者说，他根本就没想通过意识形态来治愈这些伤口，他拒绝意识形态的“询唤”，无论这种询唤来自官方，还是文坛自身纯文学话语场域的概念演进。这无疑让他成了“另类”。他需要用伤口表现真实而变动的社会，表现崇高的道德合法性，也需要用伤口来展现美学魅力，更需要用伤口来“掩护”不断激烈冲突的精神危机。他并不是一个“思想异端”的作家，但他对现实的忠实反映，却在启蒙、道德等表象之下，以“创伤”的方式，表达了他对“现代中国经验”的真诚思考。 创伤叙事不仅是路遥最深刻的生命体验，也昭示着他独特的文艺创作心理轨迹。这种创伤不仅是“文革”政治对生命造成的创伤，更是严峻的现实生活对无数鲜活个体所造成的创伤。回首路遥同时代的作家，很少有人像路遥那样固执地恪守创伤主题，狂热而持续地，以殉道者的勇气关注现实，关注创伤。他的小说中遍布着“创伤描述”，如“高加林一条胳膊撑着，慢慢爬起来，身体沉重得像受了重伤一般。他靠在铺盖卷上，也不看父母亲，眼睛茫然地望着对面墙”(《人生》)。“创伤”之后，一大批作家走向了新的主题和题材，表现出了更广阔的叙事模式——无论是“改革”的宏大叙事，还是文化寻根、民间史诗、语言先锋探索、宗教救赎，而路遥的创作手法和叙事模式，甚至主题都有“单一”的嫌疑。这也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他受冷遇的重要文艺心理原因。路遥并没有“与时俱进”，他不能满足20世纪90年代仍未消失的，文学界对文学进化论的痴迷。他像一个倔强但真诚的农民，将创口不断地掘深，以真实的疼痛和无声的鲜血，昭示着大变革时代在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给予生命个体的伤害。他对现代主义的排斥，也并不是方法论的，或美学意义的，而是出于一个偏执的，对现实问题敏锐却拒绝和解心理。对很多文化层次不高的农村青年而言，路遥小说中对农村与城市问题的表达，是如此朴实真切，而他的理想主义、浪漫主义，又如此魅力动人。很多批评家也突然发现，在经历方法论的狂热和大文化提升之后，很多现实问题，依然被回避和遗忘，却变得日益尖锐，如城乡差距问题，社会迁移“进城”问题，社会主义农村经验问题，知识分子话语领导权问题等。这些“伤口”并没有因路遥逝去而消失，而是在新历史语境下变得更生动而迫切。 然而，路遥一出道，却恰在“正统”的伤痕文学之外。伤痕文学和随之而来的反思暴露文学，有一个易被忽视的特点在于，这些小说对“文革”的批判，其主体性视角，大多是知识分子或老干部。如费正清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所说，伤痕文学中，知识分子替代了农民、工人和解放军战士的形象成为主人公。“伤痕”被固化于苦难的返城知青、城市青少年、受迫害的老干部。即使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里主人公是受迫害的农村姑娘存妮、荒妹，这种野蛮愚昧也被归于“文革时代”，而一定有外在的知识分子(容树)的反思。就创作主体而言，伤痕小说的创作者，大多是城市知青和右派作家(如张弦)。而路遥从未忘记“返乡青年”的政治身份。即使后来考上延安大学，被分配在《延河》做编辑，他也从没有将目光从那片给予他太多创伤与耻辱，也养育了他的土地中离开。他的“伤痕”有时代的共同记忆，也有他个人的烙印，即一个农村青年，如何在创伤和困苦中成为真正的现代个体。他的创伤经验主要有：(一)童年创伤。他出生于陕西榆林贫困农民家庭，从肌肤触及黄土地的那一刻起，乡村的贫困和生活的艰难，就像基因序列一样，在其精神血脉留下了印记。饥饿成为其摆脱不去的梦魇；他被寄养在别人家，“没裤衩可穿，只能偷偷在被窝里脱裤子”。家穷磨练其韧性、倔强、自负，也沉潜下了其潜意识中的自卑。(二)求学的创伤。求学期间，他的生活得益于同学们的接济。路遥中学毕业后，回乡村教书，后又到县文工团搞编剧，乃至后来被推荐读大学，来来回回，反反复复，尝遍人间疾苦。(三)情感创伤。路遥与北京姑娘林红的初恋以背叛告终。路遥把招工名额让给恋人。然而，恋人却在他生病之时，离他而去。他的第二段恋情也没有善始善终。路遥逝世前，婚姻的破裂早就发生了。他和这两个女人的爱恨情仇，在其心底重重地刻下了创伤性印痕。 除以上几点外，路遥的“政治创伤”容易被忽视。他的政治创伤，不同于同时代很多作家，是因政治迫害(如王蒙、张贤亮)的创伤性反思，或远距离的政治反思(如刘心武)，而带有尴尬暧昧的痕迹。他曾一度在19岁以造反派的身份，当选为县革委会副主任，曾“穿着破棉袄，但翻江倒海”。虽然在清查中被退回乡村，但曾有的政治辉煌留给路遥的，并不是受“左倾”政治迫害的肉身痛苦，而是被抛弃和排挤的“耻辱”。虽然，很多小说里，路遥也反思左倾思潮，但他没有采取控诉加揭露的方式，也没有因此走向对革命政治的怀疑主义(如王小波)，而是“移花接木地”以新政治体制的合法主人公，受迫害的干部为假象英雄主体，完成了自我创伤的“移情”。一方面，他同样批判了“左倾”政治和四人帮；另一方面，他又试图通过另一种殉道般的政治勇气，以合法政治形象取得新道德崇高感。同时，他的这种老干部故事，也不同于右派作家讲述的故事。《天云山传奇》《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等作品中，老干部们的道德合法性，是通过自叙传式的政治理想主义实现的。他们的道德殉难，大多有“忠心无悔”的特定政治训诫，而路遥的关注点，则在于老干部肉身和精神的“惨烈创伤”，及老干部和青年们之间的精神继承。甚至可以说，他的小说核心动作即在“展示创伤”，而非政治指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