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402(2013)12-0091-07 20世纪40年代后期，国共内战角逐以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失败而告终，共产党以胜利者的身份领导全中国人民建立了统一而集权的新生共和国。这样，经历战乱的中国翻开了改天换地的历史新篇章。在此时代巨变中，也水到渠成地翻开了文学历史的新篇章，文学语言的面貌也焕然一新。整个50年代，由于共和国政体下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统一筹划与安排，包括文学界在内的文化界积极参与文化重建，出现了力推普通话为标准语的民族共同语的建构与推进这一思潮，普通话写作成为时代的主流。这一思潮、主流的形成与壮大，离不开对苏联语言学资源的借鉴与挪用，也离不开像郭沫若这样的文化领导人的参与和贡献。今天，在新的学术话语中寻思普通话写作的渊源、进程、特征与优劣时，我们不能不发出人为力量在短时期内彻底改变语言之流的沧桑之感。疑问也由此而生，中国新文学向50年代文学发生转折时，究竟是哪些因素构成并决定了50年代文学与语言的内在脉络？苏联语言学理论又是如何深入影响这一进程的呢？具体聚焦于这一时期过问政治最为频繁的郭沫若个案身上，他在50年代又是如何有效参与普通话写作的建构的呢？下面围绕这几个话题逐一展开论述。 随着40年代末尾国共三大战役的结束，国共双方实力发生了新的质变。硝烟刚刚散去之后，和平解放的北平古城，迎来了各界知名人士，他们陆续在社会场域中占好位置，开始新的政治生活与职业生涯。与汉语规范化紧密联系的文字改革最先被动议起来，其起点颇高，一动议便牵系到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身上。因为语言问题并不是可有可无的芝麻小事，而是涉及一个民族国家的大事。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共同的语言是民族的重要特征之一。以汉民族为主的新中国以统一的新面貌屹立于地平线上，自然会对民族共同语的建构提出新的要求。这一点，最先被有从事语言运动经验的革命元老们所倚重。1949年8月，一直业余从事语言拼音化运动的革命元老吴玉章写信给毛泽东，请示文字改革问题，信中提出三个原则：一是走拼音化道路；二是以北方话作为标准使全国语言有一个统一发展的方向；三是整理简体字。毛泽东接信后立即转给郭沫若、马叙伦、沈雁冰审议。郭沫若等人在三天后给毛泽东复信表示同意，陈述对于文字改革的意见，一是主张走拼音文字的道路，认为拉丁化的研究者似应注意于北方话的拉丁化方案，使其更完备，同时进行汉字的整理和简化；认为地区的方言拉丁化，一定会成为全国语言统一发展方向的阻力。二是建议成立专门的文字改革机构。[1]这是新旧政权更替之际较早的关于统一语言、建立机构、走拼音化道路的重要表述。联系到革命元老吴玉章与毛泽东、林伯渠、周恩来等领袖们的私交关系，吴玉章在延安文教界的影响，以及他在延安所长期进行新文字改革与运动，我们不难发现吴玉章的主张是一以贯之的。在思想与立场上均得肯定的吴玉章，后来主要负责了文字改革的相关事宜，基本框架与思路大体确定后没有大的改变。特别是在机构设置与人员安排方面，占据要津的各路人马纷纷加入，助推文字改革、汉语规范化进入不断向前推进的历史轨道。譬如专门负责的行政机构上，便及时地由吴玉章、黎锦熙、范文澜、成仿吾、马叙伦、郭沫若、沈雁冰等七人组成专门的委员会，统筹领导安排文字改革一切事宜。后来在建国前后一二年之中，全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会议召开很是频繁，上至主席总理，下至语言学家、作家、普通教师等，全都卷入进来。在这一历史进程中，郭沫若身体力行、出谋划策，在大政方针的掌舵方面居功甚大。郭沫若在1941年6月在国统区重庆曾作《今日新文字运动所应取的路向》一文来纪念香港新文字学会成立两周年，认为学习和宣传新文字是“最好的路向”。然而从高屋建瓴的视野看待新文字问题，要待到50年代。自郭沫若于1949年初由党安排自香港去东北解放区，并在逗留不久后进入北平始，整个50年代，居庙堂之高的郭沫若已是日理万机，是文化人中官职最高者，与文化事业相关的职位有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因此，郭氏虽然不可能亲自具体操办，但总的设计安排是少不了他的。当然，不论是吴玉章也好，还是郭沫若也好，从历史事实的身后来看，他们也还受到毛泽东等领袖人物关于语言、文字等观念的影响，或者说毛泽东反过来也受到他们的影响。譬如早在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这一点反复被吴玉章们所引述；1951年，毛泽东则指示“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各国共同的拼音方向。”这些既定的大政方针，在50年代从来没有发生过变更，为后来的汉字改革、汉语规范化，也就是本文中统称为普通话写作运动的发展全局埋下了基石，定下了主调。 另一方面，文字改革以及尾随于后的汉语规范化，还广泛受到友邦苏联斯大林言论以及苏联主流语言学的深入影响。不论是30-40年代，还是50年代。三十年代“普通话”概念的充实，普通话运动的发展，与瞿秋白不无关系；在延安时期，吴玉章则是领头羊。瞿秋白与吴玉章，则都受益并取决于苏联语言学的资源。1927年国内革命失败后，大批中共党员远走苏联，其中一部分包括瞿秋白、吴玉章等先驱开始了根本改造中国文字的工作。瞿秋白华丽转身兼职成为一名语言学家，著有《中国拉丁化字母》等书，主要观点有以下诸端：一是认为汉字难写难认，必须从简从俗，废掉汉字改成拼音化；同时受苏联语言学家马尔影响，在普通话与方言的关系上，采取语言融合论，因此在瞿秋白的普通话建构理论中，并不看重北京语音与北方话。吴玉章与瞿秋白相比有些共同之处，例如主要关心汉字的难易之转换，从扫除文盲入手，一心作新文字(即将汉字简化或拉丁化)方案之改革。到了50年代，瞿秋白的语言学遗产部分被继承，部分则被删改，删改最显著的是语言融合论；吴玉章则在与时俱进中成为当时普通话运动中的执牛耳者。其中占据普通话运动内核的除简化汉字、文字拼音化之外，则莫过于普通话与方言之关系了。普通话与方言的关系，一直左右摇摆不定，直到50年代初斯大林语言学说发表后被立刻译介到国内，问题被轻易裁决成为定论。1950年7月3日，《人民日报》刊载由齐望曙翻译的斯大林在1950年6月29日《真理报》上的文章《论语言学的几个问题——答克拉舍宁尼科娃同志》；7月11日，《人民日报》又刊发李立三翻译的斯大林文章《论马克思主义在语言学中的问题》，此文原刊同年6月20日的《真理报》，系斯大林对《真理报》语言学问题讨论的总结性发言，其观点包括语言文字不是上层建筑，方言(多种语言)不能融合成为民族共同语，而是以一种地域语言为主体，从其它语言中吸取词汇丰富起来。1950年在国内还及时出版了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一书，在当时莫斯科也能听到中国呼喊斯大林万岁的时代里，斯大林的语言观念以马克思主义语言学说名义畅通无阻，从莫斯科直达北京，给中国的新文字工作者关于文字改革理论浇透了一场及时雨。“方言习惯语和同行话只是全民的民族语言的支派，不成其为独立的语言，并且是注定不能发展的。……马克思承认必须有统一的民族语言作为最高形式，而把低级形式的方言、习惯语服从于自己。”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国内嗅觉灵敏的语言学者最先附和斯大林的观点，集体改写了方言与共同语的关系。不过，又由于毛泽东在此问题上宁为鸡首、不为牛后的含糊态度，以及由延安带来的屡次重视农民大众的群众语言一类的论述，包括他本人一直强调的是文字通顺，生动、准确、有力等标准，又使得这一问题在50年代一直处理得颇为模糊，形象地说是向斯大林方向走，还是朝毛泽东方向，颇让人难以直接干脆地得出结论。由此可见，当时语言学界在口径上的两难局面，大体同此休戚相关。对方言写作与普通话写作的矛盾性，也存在于此。不过，走拼音化道路，倒是毛泽东肯定过的。汉字简化、为群众简易着想，也是没有歧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