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美国政府发表《对华关系白皮书》，决定彻底抛弃国民党政权之后，国民党驻美外交官几乎都“忍气吞声”，不敢去做任何辩解。只有胡适站出来替蒋介石辩护，说国民党的失败是美国人一手造成的。美国人很不服气，反问他：“依你这么说，这都是美国人的错误了？”他回答说：“正是这样。”①他还坚决反对美国人扶持“第三势力”，认为蒋介石是海内外唯一能够“团结一切反共力量，光复大陆的领袖”②。但是与此同时，他也严厉“督导”蒋介石，要求蒋介石遵守宪法，承认反对党的地位，保障言论自由，在台湾“实现真正的民主制度”③。这就使他具有了一种“双重身份”：既是“国民党的发言人”④，也是美国对台政策的代理人；在美国代表蒋介石和国民党，回台湾则代表美国，成为被国民党认可的“唯一的诤友”⑤。 正因为这样，他每一次回台湾，无论是蒋介石还是自由派分子，都将其看作一件大事。蒋介石每次都派蒋经国及文武百官去机场迎接，并在总统官邸设宴，向胡适请教“反共复国”大计。《自由中国》和其他在野党团体，也各自打出自己的锦旗：“欢迎胡适先生返国。”胡适所到之处，都有中、小学生列队欢迎，“由军乐队奏乐”。他在公开场合发表的演讲，更在台湾社会造成空前的盛况，“听众有九千余人，各地收音机全部开放，听众当在数百万”⑥。 只是胡适的这种特殊地位，也让蒋家父子十分紧张。国民党撤守台湾后，长期风雨飘摇，地位很不稳定。美国的对台政策虽然有所改变，但对蒋介石始终厌恶到极点，多次公开表示只要蒋介石放弃政权，“中国需要多少援助，美国都可以提供”。据陶涵在《蒋介石与现代中国》中披露，在1950年韩战爆发前后，美国副总务卿鲁克斯曾约见胡适，希望他取代蒋介石，做中华民国的总统，胡适没有接受。然而蒋介石可能听到了一些消息，胡适每次回台湾，蒋介石都以超乎寻常的礼遇接待，甚至请胡适陪同自己一同检阅部队，令胡适受宠若惊，感慨地说：“总统对我太好了。”蒋经国由于对胡适缺乏了解，更放心不下，每次都派人跟踪胡适的行踪，注意搜集他的言论，希望从中了解美国的对台政策。 例如1952年11月，胡适回台湾参加“国民大会”，本来是支持蒋介石连任，替蒋介石助选的。但是他在台北编辑人协会发表演讲，谈到“如何争取言论自由”时，以他当年办《独立评论》为例，夸说他在北洋政府的统治下能够“说话有自由”，不是政府恩赐来的，而是“自己争取来的”，便让蒋介石父子格外警惕，怀疑他这次返国，“到处争言论自由，鼓励议会做合法的反对，是否负有使命”，是美国人所授意的。蒋经国特别指示《青年战士报》连续发表社论，强调“争自由要争国家的自由”，“而个人的自由宪法已有规定，用不着争取”。以致有人担心他这次返国，“与蒋先生之间，可能不欢而散”⑦。 从《雷震日记》中看，胡适在台湾政坛上的特殊地位，也让很多人感到不解。认为他在大陆时期只不过是一位大学校长，在社会政治影响力上还不如黄炎培、梁漱溟等人，何以到了台湾就变生质变，成了政坛上的关键人物。即便在《自由中国》内部，也有人不理解何以一谈反共救国，就要谈“蒋先生如何如何，胡先生如何如何”，好像离开了胡适，台湾就少了“监护人”，没了“救世主”。但是熟悉台湾政情、与胡适关系密切的人，都很了解他身份的特殊性。据王世杰说，他曾与胡适达成一项“协议”，说：“你尽可坚持你的主张，但台湾现时国际地位太脆弱，经不起你与蒋先生的公开决裂。”⑧换言之，胡适尽可以坚持一贯的主张，做自己信奉的“自由主义者”，但是为了保全台湾，不能不维护蒋介石的地位。因此，他们对雷震不断利用胡适，制造与蒋介石的对立非常反感。 最显著的事例是1951年6月，《自由中国》杂志发表了一篇社论：《“政府”不可诱民入罪》，引起保安司令彭孟缉的强烈不满，“说《自由中国》的文章，侮辱了保安司令部，他从今日起要与我算账，绝不放松，法律解决也可以”⑨。经过王世杰、陶希圣等人的调解，事情始得以平息。不料事情缓和下来后，雷震又刊出了胡适的一封信。胡适在信上说，他已经了解事情的经过，提出要正式辞去“发行人”的衔名，以示“对于这种‘军事机关’干涉言论自由的抗议”。结果这封信刊出后，不仅引起王世杰等人的强烈不满，也造成了台湾自由派的分化。 《自由中国》杂志是1948年2月，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前，由雷震倡议发起创办的。目标是动员一切民主自由人士，建立一道超党派的精神防线，“以反对共产主义，阻止政府走向投降之路”。当时胡适正要启程去美国，但是他很赞成雷震的倡议，不仅为《自由中国》起了刊名，还在去往美国的船上，为杂志起草了发刊宗旨。在这之后，雷震、王聿修还未经胡适同意，推举胡适为《自由中国》的发行人。事后证明，雷震的这项决策很有远见。《自由中国》能够在台湾生存十年之久，与胡适的金字招牌有很大关系。据说有人曾问司法部长谷凤翔，“政府觉得《自由中国》不好，何以让他办？”谷凤翔说：“因为系胡适之主办。”那人又问，“胡先生不是反共吗？”谷凤翔回答：“正因为胡先生反共，此刊才准其办。”⑩国际新闻媒体在提到《自由中国》时，也一致称为“胡适的杂志”。 胡适尽可以坚持一贯的主张，做自己信奉的“自由主义者”，但是为了保全台湾，不能不维护蒋介石的地位 客观地说，《自由中国》在创办后最初两年，在言论上还很克制。大多数文章都是“专就国际性或抽象之理论说话”(11)，“建立思想斗争，宣布共党在大陆作恶之种种事实”(12)，很少对政府的政策说三道四。即便有少数时评或通信“对台湾现实社会有所批评，然皆出诸善意”。理解“政府的处境艰难，禁不起任何风吹草动。”文章涉及蒋介石更是非常谨慎，“均为对介石忠言”，表达《蒋总统复职后我们的愿望》。但是经过一年的努力，雷震发现“台湾同胞阅者寥寥，几乎未生关系，这在宣传上是失败”。决定在内容上有所调整，多发表一些切合实际、有关台湾现实的文章，“使台湾同胞对本刊发生兴趣”(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