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童庆炳的意义”这个话题之下其实可以谈论出许多内容。我之所以选择这样一个题目，是因为这个话题所谈者不多，或者说，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认真思考。 似乎有必要从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谈起。莫言获奖后，有关莫言的段子迅速增多。据我观察，这些段子中，许多是与北京师范大学和童庆炳老师有关的，那既是民间对诺贝尔奖的一种解读，也是对北师大和童老师的一种祝贺。记得获奖的当天晚上，云南大学人文学院的宋家宏教授在我转发的一条微博后跟了两句话：“感谢童庆炳老师，两位高足先后获奖！后一位要感谢前一位，然后再感谢中国政府！”这条微博微言大义，话里有话，估计许多人会玩味一番。于是，童老师与莫言的师生关系、莫言的那篇硕士学位论文、北师大与鲁迅文学院合办的那个作家研究生班，才又一次以强有力的方式浮出水面，进入到公众的视野之中。 那个作家班的全名叫“文艺学·文学创作”研究生班。据何镇邦先生回忆，自1984年文学讲习所更名为鲁迅文学院之后，全院师生都在为学历之事苦恼着，却找不到解决的办法。最终，院领导想到了与高校联合招生。当其时也，童老师正担任着北师大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一职，何先生又与他相识，便与他谈两家合办研究生班之事。童老师说，北师大也正好有此意向，于是俩人一拍即合，开始运作。1988年6月22日，《关于试办在职人员“文艺学·文学创作”委托研究生班申请报告》由北师大研究生院呈送国家教委研究生司，报告中说： 目前我国文坛上有一批青年作家很活跃，他们作品有不少在国外获奖，如《红高粱》作者莫言、浙江的余华、大兴安岭作家迟子建等。但他们的通病是先天不足，文化专业水平偏低，知识根底浅，门类单一，呈一种贫血状态。所以，对这部分青年作家如何更上一层楼，是一个重要课题。为此，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招收的作家班，把不少作者提高到大学本科毕业水平，这一工作很有意义。但近年来，一些优秀作家已将封闭已久的中国当代文学推向世界……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没有一支有相当素质的作家队伍，几乎是空谈。因此把一部分已达到大学本科水平的作家提高到研究生水平，并结合自己本职工作，做出理论结合实践的论文申请学位，使部分作家实现“学者化”，是当前研究生教育工作中一件极有意义的事。作家“学者化”是许多作家多年来的向往。如果能办成“文艺学·文学创作”研究生班，将为中国作家学者化的工作尽一份力量。① 今天看来，这份申请报告除了其“实用”功能外，已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它在很大程度上呈现出1980年代末中国文坛的现状、心情和焦虑。报告中说，许多青年作家没有学历或学历不高，这的确是事实。而学历问题的背后又反映出作家知识学养的贫弱。这个问题不解决，势必影响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步伐。于是“作家学者化”便成为那个年代的一种强有力的呼吁。最早提出这一问题的人是作家王蒙，他曾撰文指出：“高尔基如果只会洗碗碟和做面包，毕竟也算不得高尔基，他在他的‘大学’里读了比一般大学生更多的书。如果清代也有学士、硕士、博士这些名堂，曹雪芹当能在好几个领域(如音韵学、中医药学、园林建筑学、烹调学……)通过论文答辩而获得学位吧？现代文学史上的几位大作家：鲁迅、郭沫若、茅盾、叶圣陶、巴金、曹禺、谢冰心……有哪一位不是文通古今，学贯中西的呢？鲁迅做《古小说钩沉》，鲁迅翻译《死魂灵》《毁灭》……鲁迅杂文里的旁征博引，郭老之治史、治甲骨文及其大量译著，茅盾《夜读偶记》之渊博精深，叶圣老之为语言学、教育学之权威；巴金之世界语与冰心之梵语……随便顺手举出他们的某个例子(可能根本不能代表他们的学问造诣)，不足以使当今一代活跃文坛的佼佼者汗流浃背吗？”他还进一步刺激青年作家：“在五四时期乃至三十年代，几乎所有的名作家都同时是或可以是教授，国外的许多名作家也是大学教授，现在呢，翻开作家协会会员的名册吧，年轻一点、发表作品勤一点的同辈人当中，有几个当得了大学教授的？”②许多年之后，进入学院，成为教授，已成一些作家的时髦选择，他们中的佼佼者也确乎与一些大学喜结良缘。刘震云、阎连科进了中国人民大学，格非、岛子进了清华大学，王安忆进了复旦大学，毕飞宇进了南京大学，而莫言获得诺贝尔奖之后，也受聘成为北京师范大学的教授。高校引进作家，作家成为教授，应该是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值得专门解读。我这里想说的是，莫非这已意味着“作家学者化”修成了正果？ 倘若的确如此，我们就更应该关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作家班、研究生班在“作家学者化”的进程中扮演着什么角色，起过怎样的作用。可惜，就笔者目力所及，似乎还没有人去做这方面的研究。 回到1988年，那份申请报告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果然很有成效。不久，“同意”的批复下来了。于是，通过出招生简章、报名、作品审查、办预备班、正式入学考试等一系列环节，研究生班于1989年5月8日举行开学典礼，然后进行为期两年的学习。当时规定：学完十四门学位课并修满三十个学分后方可毕业，毕业后两年之内写出毕业论文并通过答辩，便可获得硕士学位。 这一届的研究生班共招收四十多位学员，阵容强大。据何先生详细统计，学员中有莫言、刘震云、余华、迟子建、王刚、严歌苓、肖亦农、邓九刚、路远、刘毅然、宫魁斌、李沙青、李本深、刘亚伟、张坚军、王连生、季清荣、刘恪、毕淑敏、冯敬兰、江灏、雷建政、王宏甲、简宁、李平易、黄康俊、王树增、魏志远、彭维超、海男、洪峰、何首乌、陈虹、白冰、寇宗鄂、李秀珊、蔚江、于劲、王明义、千华、岛子、贺平、黄殿琴、孙大海、徐星、贝奇、叶文福、芳洲等。③这些人中，后来自然也有转行改道者，但我们也看到，大约有半数作家成了中国当代文学创作队伍的主力军。 简要介绍文学创作研究生班的情况如上，是要为童老师的出场做些铺垫。不过，在他出场之前，我们还需要弄清楚一个问题：80年代中后期的童老师都在忙活些什么？还是先来看看他的夫子自道吧：“1985年开始的几年对我来说是一个‘忙季’。当时我在北师大研究院担任行政职务，同时又一下子招进了十三个硕士研究生，与此同时又协助黄药眠先生指导六位博士生。这还不够，我又不自量力地申请到了国家社会科学研究‘七五’规划的一个重点项目——心理美学(文艺心理学研究)。”④从这种叙述语调中，我能够感受到童老师那种“忙并且快乐着”的心境。80年代中后期本来就是一个意气风发的时代，在那种时代氛围中，估计年届(过)半百的童老师也精神焕发，斗志昂扬。他与号称“十三太保”的研究生细读苏珊·朗格的《艺术问题》《情感与形式》，阿恩海姆的《艺术与视知觉》，讨论、争论甚至辩论，不知疲倦；他写出并出版了第二部长篇小说《淡紫色的霞光》(1987)，已积累了不少创作经验；他精心组织了那场《审美与人的自由》的博士论文答辩(1988)，轰动一时，让它成了一个美丽的传说；他穿行于教学、读书、科研、创作与行政之间，样样做得精到，简直让人不可思议。至1988年，博士生硕士生都已毕业，他们的研究成果(如“心理美学丛书”十三种、《现代心理美学》等)也即将面世。北师大的文艺学专业本来就坐着国内的头把交椅，经过这番深入研究，童老师更是站到了文艺学学科的最前沿。在我的想象中，那时候的童老师应该是身体倍儿棒，年富力强，治学有路，教学有方。说句玩笑话，他已武装到了牙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