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402(2013)11-0110-07 文学社群成员作为其所属群体的一部分，个人的利益与群体的发展休戚相关，只有团结一致才能壮大群体势力，在文坛上取得更多话语权，所以对于社群的每一成员来说，必须要以实际行动展示一种身份认同和群体意识，以增强社群的凝聚力。在1926代新文学的草创阶段，文学社群成员群体意识体现得还不是特别明显，文学社群更多采用明确的条文来规定成员的义务，规范成员的行为。比如文学研究会有《文学研究会简章》，创造社则有《创造社社章》，对会员的加入以及履行义务都提出了明确要求。这些条文规定显然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对凝聚当时的文学社群起到重要作用。到了1930年代，文学社群成员的群体意识明显增强，成为文学社群凝聚的关键性因素。即使是左联这样一个有着严密组织纪律性的文学社群，其成员身上也表现出浓厚的自发的群体意识。这个阶段文学社群的成员尊崇共同的价值信仰和文学观念，努力维护群体的利益，积极以自身的实际行动来展现群体认同。从具体表现方式上来看，每个社群成员主要采用党同伐异、互相声援，书评创作、互相赞誉，选辑评奖、促进凝聚等三种方式，努力使文学社群保持着形态的稳定和内部的统一，形成一股强大的向心力，由此构成1930年代文坛一道独特的风景。 一、党同伐异，互相声援 对于文学社群之间的激烈争斗，现代作家往往都有切身深刻的体验，沈从文在一封给杨南生的信中说：“派别不同，则互相轻视；同流合污，则人皆天才。”①郭沫若曾受到文学研究会的挤压，所以感慨更深，“一种团体便是一种暴力，依恃人多势众可以无怪不作。”②“是自家人的做译品，或出版物，总是极力捧场，简直视文艺批评为广告用具；团体外的作品或与他们偏颇的先入之见不相契合的作品，便一概加以冷遇而不理”。③在思想多元、意识形态矛盾激化的1930年代，大的文学社群往往以“势”压制和排挤小的文学社群，而小的文学社群不甘心被打压，奋起反击，文学社群之间的冲突表现得更为频繁和激烈。在冲突中文学社群爆发出强大的凝聚力，彰显出浓厚的群体意识。社群成员选择一致对外，党同伐异，抨击对立的文学社群；对内则是团结一心，互相声援，努力维持社群的整体形象。 在左联与“自由人”、“第三种人”的论争中，这种文学社群之间的党同伐异、内部的互相声援表现得比较突出。左翼阵营同仇敌忾，齐心协力，以猛烈的姿态对“自由人”、“第三种人”进行了批判，这在文学史中已经得到充分表述，在此不再赘言。我们更多关心的是“自由人”、“第三种人”的反映。站在文学社群的角度上来看，杜衡、胡秋原等与施蛰存私交甚笃，思想观点和文学观念接近，本质上应隶属于以施蛰存《现代》为中心的现代主义文学社群。与左联相比这个社群虽然势单力薄，但在论争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他们在为维护社群内部成员利益时所作的顽强反击。 论争源于苏汶(杜衡笔名)看到胡秋原在《文化评论》上发表的几篇文章后，深有同感，于是发表了《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在对胡秋原表示认同的同时对左翼运动的话语“霸气”提出批评。左翼作家群起而涌之，周扬、何丹仁(冯雪峰)、易嘉(瞿秋白)乃至鲁迅纷纷撰文批判杜衡。论争是由杜衡一人引发的，但在论争中左翼阵营的胡风直接把施蛰存、沈从文、穆时英、杜衡、巴金、郁达夫都归到“第三种人”的范围。④为维护《现代》杂志的中间立场，作为《现代》主编的施蛰存一直避免论争，甚至对引发论争的杜衡也是心怀不满，当左翼把他当“第三种人”批判的时候，他极力否认自己是“第三种人”。然而施、杜两人是“总角之交”，从璎珞社、文学工场、水沫社到《现代》，如影随形，相互关照，尽管在一些观念上存在着分歧，但这种分歧并不足以影响到他们的关系。身处于同一个文学社群，当杜衡受到左联的批判时，施蛰存短暂犹豫之后还是撰文支持杜衡。他说苏汶的《论文学上的干涉主义》：“这篇文章，也很有精到的意见，和爽朗的态度……”⑤，并且说自己“对于文艺的见解是完全与苏汶先生没有什么原则上的歧异的”“凡是进步的作家，不必与政治有直接的关系。”⑥字里行间流露出对杜衡的理解与同情。戴望舒虽然当时身在法国，但在得知情况后马上撰文，“正如我们的军阀一样，我们的文艺者也是勇于内战的。在法国的革命作家们和纪德携手的时候，我们的左翼作家想必还是把所谓‘第三种人’当作唯一的敌手吧！”⑦以纪德是法国文坛的第三种人但未收到法国革命作家的批判为例，为杜衡鸣冤叫屈，对国内的左翼作家进行了辛辣讥讽。穆时英则反击左联说：“我是比较爽直坦白的人，我没有一句不可对大众说的话，我不愿像现在许多人那么地把自己的真面目用保护色装饰起来，过着虚伪的口子，喊着虚伪的口号，一方面却利用着群众心理，政治策略，自我宣传那类东西来维持过去的地位，或是抬高自己的身价。”⑧在个人反击的同时，他们还密切关注外部环境，群体成员之间及时沟通。正是群体意识作用下社群成员党同伐异，互相声援，才彰显了以施蛰存《现代》为中心的现代主义文学社群的整体面貌。 在左联与论语派的论争中，双方也是剑拔弩张，不遗余力地互相攻击，群体意识也表露无遗。虽然论战双方的主帅是鲁迅与林语堂，但最有意思的还是围绕这两个人，各自社群纷纷派兵遣将，攻击对方。章克标曾说：“鲁迅部下的走狗是极多的，以前的老例，每有一次对他的恶评，他部下便是疯了似的齐抢出来的，真像一个恶狗村。”⑨话虽恶毒，但也的确生动表现了当时的实际情况，一旦发生论争，左联文学社群总是显示出极强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事实上论战中的论语派也毫不示弱，不落下风，他们或旁敲侧击，或直接进攻，积极帮腔，对鲁迅的批判作出了反击，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邵洵美。作为论语派圈子里的一员，邵洵美对鲁迅非常不满，出于打抱不平，1933年8月邵洵美也写了一篇文章《文人无行》，文中写了五类文人，其中第三类是“学问有限，无处投奔，但是外国文字，倒识得一些，于是硬译各种文章，自认为时代前进的批评家。”第五类是“大学教授，下职官员，当局欠薪，家有儿女老小，于是在公余之暇，只得把平时藉以消遣的外国小说，译一两篇来换些稿费。”⑩这两类文人明显是隐射鲁迅，为林语堂助阵。鲁迅当然毫不示弱，马上进行了反击，先后发表了《各种捐班》、《登龙术拾遗》多篇文章，挖苦邵洵美因妻而贵，是靠岳家的钱“捐做”了“文学家”。《新秋杂识(三)》中则以戏谑的手法写了一首诗“野菊的生殖器下面，蟋蟀在吊膀子……质之‘新诗人’邵洵美之流，不知以为如何？”讽刺邵是热衷写性写恋爱的新诗人。邵洵美想方设法进行反击，他和章克标处心积虑地翻译了鲁迅给日本杂志《改造》写的一篇日文文章《谈监狱》，别有用心地加了“附白”、“识”、“编者注”等刊登在《人言》上，把鲁迅直接暴露在国民党当局面前，很有点居心叵测的意味。1935年邵洵美又在《人言》发表了《劝鲁迅先生》，在反驳鲁迅说他“有钱”的同时，批判鲁迅像“政治家”，“他的确有号召的力量：于是咒骂之声便洋溢乎文坛了。”并且“希望他从此能表现光明的态度与行为。”(11)双方论争一直到鲁迅逝世前后，邵洵美还耿耿于怀，写了两篇文章《鲁迅的造谣》、《鲁迅不是思想家》，批判鲁迅“私人攻讦”，“笔法刻薄，气量小”。所以回顾两人的论战，可见邵洵美挑起战火的原因表面来看是帮助林语堂出头，更进一步来说是为了论语派的群体利益，在于党同伐异的群体意识的驱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