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预生活”这一创作口号的倡导与实践，无疑得益于“双百”时期相对宽松自由的整体思想文化氛围；然而部分文学史著述却因此无视史事编年，将其全然归结于贯彻“双百方针”的“成果”，似乎自上而下一道旨令，“火速报春知，花须连夜发”，便能在某一被恩准的历史时刻迎来文学界群花齐放。鉴于上述粗疏，本文拟先稍加考辨史料，以期更清晰地展现知识者主体意识与国家意识形态上下互动、双向同构的轨迹。 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一次总结讲话中，首次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一个全面的工作方针提出；5月的最高国务会议上，他又向党外高层人士重申“双百方针”的必要性①。以上两次讲话，均未公开发表。对于“双百方针”的公开传达最早见于时任中宣部部长的陆定一同年5月26日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次月该报告在《人民日报》上全文发表。 而早在是年1月，对文学界百花凋零现状心存忧虑的作家们呼唤春天的心绪，便已藉引进苏联“解冻文学”之风初露端倪。在中国作协创作委员会小说组围绕苏联的三部作品：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二部)、尼古拉耶娃的《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与奥维奇金的《区里的日常生活》的一次讨论会上，以及2月15日《文艺报》刊出的四位作家的发言中，即屡屡倡导“干预生活”精神。4月，刘宾雁的《在桥梁工地上》发表，《人民文学》“编者的话”以及随后引出的多篇评论对作品“积极干预生活”精神的激赏②，标志着“干预生活”的倡导终成正果。 据上所述，“干预生活”的创作口号与实践，不仅是春赐的花蕾，亦是催春的战鼓，破冰的利刃。后者凸现了知识分子主观能动的积极作用。其重要意义恰如识者所言：干预生活“恐怕不止是对新社会背景中官僚主义现象的指责，还包含着知识分子意识在同样背景中的‘觉醒’这一有意味的精神现象”。③ 值得关注的是，《文艺报》刊出的四位发言者文中，康濯、刘白羽、马烽与郭小川均是彼时的主流作家，言说立场自然很大程度地贴紧、迎合主流意识形态，如称《区里的日常生活》的“干预”是为“整个共产主义事业服务”，“表现了一个作家的党性”云云……学步苏联的“解冻”意念每每束缚于意识形态的规训，其发言多少有些含混其辞、言不由衷，然而无形中却唤醒了知识分子既有的对现实批判、反省的职能禀赋。尽管这层赋予几近无意为之。 相形之下，唐挚与黄秋耘的“干预生活”论点似更具知识分子情怀，在漫漫无期的冬令时节昭告了一场久违的春暖还阳。唐挚在《必须干预生活》一文中强调：作家创作时，“要倾全身心去支持他所爱、所赞成的东西，要倾全身心去鞭打他所恨、所憎恶的事物。而且，只有在这样的时候，形象本身才能带着这同样火辣辣的力量闯到生活中去积极地干预生活”④。字里行间隐隐透露出几分不久前刚遭到激烈批判的胡风派所力倡的“主观战斗精神”的意味。 黄秋耘则满怀知识分子的底层关注与悲悯。《不要在人民的疾苦面前闭上眼睛》一文竟打破共产主义的乐观，面对“十二年后，在这土地上，谁都不会有忧愁”一类的诗性预言，他不失清醒地指出：“至少在今天来说，这样的‘天堂’还仅仅是一个幻想”，直言现实中“还有灾荒，还有饥馑，还有失业，还有官僚主义在肆虐”，呼唤“以坚持真理的战斗精神”，“写出人民的爱憎喜怒，离合悲欢”⑤。彼时恰是将工农形象高度符号化、纯粹化、超验化的时代，工农形象突然被褪除光环，还原出其弱势的地位，如此不合时宜的话语难怪要在随后的“反右”中首当其冲地被批判。 较之上述评论家的理论激情，刘绍棠、王蒙、刘宾雁、秦兆阳等作品中的“干预”主体则以含情带血的文学形象抒发了彼时知识分子的内在精神。刘宾雁到“桥梁工地上”做特写，又将“本报内部消息”曝光——以其知识分子的主体积极干预生活。然而时过境迁，当他写下《关于“写阴暗面”和“干预生活”》一文⑥，回顾自身因“干预生活”而遭致批判的这段公案，兀自当局者迷，仅仅将视点局限在干预对象上，一味地辩解社会主义社会“绝非尽善尽美”，而未曾意识到干预小说的主体问题：无论揭露、批判的对象是机关、报社抑或工厂、工地，其干预主体皆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知识分子灵魂。倒是曾经的批判者旁观者清：1957年，《人民文学》11月号同栏发表了李希凡的《所谓“干预生活”、“写真实”的实质是什么？》与姚文元的《文学上的修正主义思潮和创作倾向》，二文就人物类型归属的解读可谓如出一辙：“黄佳英式的‘干预生活’的‘英雄’”，“实际上都是对于我们的社会制度、对于党的领导怀着极大的不满，向党争取资产阶级‘自由’的‘战士’”⑦；“作者把黄佳英当作英雄的先进人物来表现的，在黄佳英身上寄托了他反对‘官僚主义’的全部理想。然而黄佳英是怎么样一个人呢，那是一个被美化了的‘反现状’的个人主义者。”⑧批判者对于干预主体身上强烈的知识分子气息自然嗅觉灵敏。 不只是锋芒毕露的黄佳英，《在桥梁工地上》中的“我”亦具有强烈的知识分子情怀。其最初犹隐藏在一派冷静、理性、客观的“侦察兵”风范之下；行文过半，作为知识分子的主体性渐次昂扬，从惋惜罗立正知识分子诗情的逝去，到不满于罗立正不加检讨、大而化之的官僚主义做派，直至最终对以罗立正的办公室为表征的僵化体制产生“激烈的失望感”，目睹窗外“为春天扫路来了”的“暴风从夜的黄河上呼啸着、翻腾着飞过”，满腔压抑的激情不由地迸作最后的呼唤：“春风啊，你几时才吹进这个办公室呢？”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