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派乡土小说和五四乡土小说同是乡土文学，它们拥有乡土文学的一些共同特征。但由于作者不同的人生经历，不同的思想旨趣及不同的审美追求使两派乡土小说又出现了较大的差异。 1935年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作序时正式提出“乡土文学”这一概念，原文：“蹇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但这又非勃兰兑斯(G.Brandes)所说的‘侨民文学’，侨寓的只是作者自己，却不是这作者写的文章，因此也只见隐约着乡愁，很难有异域情调来开拓读者的心胸，或者炫耀他的眼界。许钦文自名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为《故乡》，也就是在不知不觉中自招为乡土文学的作者，不过在还未开手写乡土文学之前，他却已被故乡所放逐，生活驱逐他到异地去了。”这是对“乡土文学”作出的概念，从中可看出，京派和五四乡土小说的作家们大多是来自乡村，他们到都市，看到都市文明的发展，反观自己生活过的乡村，写出两种不同的文化。沈从文说：“我是个乡下人。”萧乾虽生在都市，理想却寄在乡野。王鲁彦出生在浙东的一个乡村，后到北京求学。蹇先艾出生于四川一个小县城。生活的巨大反差让作家们对乡村和都市有很深的思考。 京派乡土小说和五四乡土小说都描写乡土的风景画，风俗画，风情画。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总是那么清幽静谧，静静的河水清澈透明，青山连绵不绝。蹇先艾描写的贵州乡村冷冷落落，分布于陡峭的山峰间，闭塞、冷清、破败，天始终是阴沉的。王鲁彦的湖南乡村也是大山林立，黑云密布，偏僻而冷静。二者也都展现了各地不同风俗。比如《边城》中端午节赛龙舟，《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中北溪村男子在迎春节要为家酿烧酒醉倒的习俗。五四乡土小说中王鲁彦讲到的湖南冥婚，蹇先艾写到的贵州水葬习俗。这些习俗的描写增添了小说的乡土味道。二者呈现的风土人情画更是让读者对所写乡村的生活方式，人情世故，乡土人显露的性情有了一个更深的了解。《三三》中城里客人到家里，三三母亲必是要杀鸡招待的，白帽子女人想邀三三母女进寨子时，母亲“想起是空手，乡下人照例不好意思空手进人家大门”，写出三三母女淳朴。《柏子》以柏子为代表的水手经过海上的长期漂泊在停泊河岸和妓女的野合苟欢，人物语言粗俗，却表现出人的原始野性。《黄金》中陈四桥人的有钱便有了一切的金钱观。《赌徒吉顺》《蚯蚓们》讲到的“典妻制”等。京派和五四乡土小说对风景画、风俗画、风情画的描绘让读者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了解作家笔下的乡土世界。 以上是两派乡土小说的共同处，二者也在许多方面表现出不同之处，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人性抒写 “1927、1928年沈从文《阿丽思中国游记》两卷，自述创作心境：‘我为了把文学当作一种个人抒写，不拘于主义、时代，与事物论理的东西，故在通常标准与规则外，写成了几本书。《阿丽思中国游记》尤其是我走自己道路的一件证据。’倘若还须对他的基本思路作一补充，便是：疏政治而亲人性。沈从文又说：‘我除了存心走一条从幻想中达到人与美与爱的接触的路，能使我到这世界上有气力寂寞活下来，真没有别的可作了。’”①可以看出以沈从文为代表的京派乡土小说要写出一种美与爱的人性，这种人性多是糅合着神性(皈依自然并具原始的天道心理)和野兽性(狮子般的刚强和绵阳羊般的驯良)的一种未被金钱社会的文明所腐蚀的自然人性。而五四乡土小说则相反，五四乡土小说家进入都市后，接受五四新思想，以此来反观故乡，一类是批判故乡的愚昧、落后，写出故乡人的人性恶；另一类是写出一些故乡人的觉醒，表达反抗的绝望。 我把人性抒写分两方面表现： 1、人与自然、命运关系中体现人性 《边城》中有很多体现人物的命运观。祖父“有点忧愁，因为他忽然觉得翠翠一切全像那个母亲，而且隐隐约约便感觉到这母女二人共同的命运”，祖父意识到命运的不可改变，所以会“忧愁”，但是为了孙女的幸福，尽管大老死后，祖父在船总和二老那里碰了钉子，却并不灰心，“要安排得对一点，方合道理，一切有个命！”祖父相信命运，却又不愿看到孙女凄苦的命运，于是祖父多次用行动为翠翠争取幸福。祖父的行动是在宁愿相信翠翠有一个好的命运的前提下进行得。但美好的愿望终归是虚空的，祖父的行动反而成为翠翠幸福路上得绊脚石，翠翠终于没有逃脱孤独凄苦的命运。而她面对这样的命运，勇敢承担了这样的结局，祖父死后，翠翠毅然担起了摆渡的工作，等待“也许永远不回来，也许明天会回来”的二老回来。这是沈从文笔下的人物，在自然命运的安排下走向各自的结局，人物没有大喜大悲，只是安于命运完成人生使命。 而五四乡土小说家接受新思想，对乡村的愚昧、落后有强烈的变革意识。作品中人物已有不安于命运，渴望改变的意识。台静农《吴老爹》主人公吴老爹主人是读书人，一生中就没有进过学堂，不能不过油盐零碎的生活。吴老爹以为这是主人生就的运命；他用这命运不可挽救的意义，劝解主人，主人也默然承受。可对于不安分的少主人，这命运观显然是无用了，少主人不务正业。吴老爹把此归于少主人运气坏，寄希望于转运。最终少主人卖掉房产还债，妻儿被遣送回娘家，吴老爹失掉安身之所。命运也只是让少主人聊以自慰：“家业丢了，我倒不在乎，因为，我想，也许爹娘前世欠我的，这一世我来讨债！女人、孩子同我受罪，自然是他们结下的冤孽！”如此结局，吴老爹却并不觉得如何悲伤，“他知道了他平常的一切的梦，现在是完全破碎了，而且破碎得了无痕迹。他悔恨，他不该信任命运，命运所给予的希望，直是扯谎和欺骗，结果是这样的惨报”。吴老爹由最初相信命运，并用命运来安慰别人，用命运来解释人的堕落直至最后醒悟，认识到命运的虚无和欺骗。这正是作品要讲的：不要信命运，要勇于改变。作品中洋溢着人性不屈的抗争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