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80年代”是程光炜教授与他的博士生群体近七八年来集中从事的一项文学研究工作，旨在“通过对80年代文学事件、文学期刊、文学论争、文学经典的深入清理，试图把80年代文学纳入一种更加历史化、知识化的学术生产之中”①，从而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对80年代文学和文化进行“重新的理解和反思”②。新近出版的杨庆祥著《“重写”的限度：“重写文学史”的想象和实践》③(以下简称《重写》)正是“重返80年代”学术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成果，该著以“重写文学史”这一在80年代产生了广泛而深远影响的学术思潮和文化事件为研究对象，细致梳理了“重写文学史”的来龙去脉，深入剖析了这一思潮的前因后果，为我们重新理解80年代文学提供了新颖的观察视角和有益的学术启示。自然，杨庆祥的反思不可能穷尽“重写文学史”事件中携带的所有问题，也可能存在某些盲点和误区，显示出难以避免的有限性，这也呼唤我们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反思”，继续深化。在这个意义上，我理解到，所谓“重返80年代”，将会是一代又一代学人以80年代文学和文化为“历史研究范围”(程光炜语)，持续不断地回访和重塑80年代的学术活动。 “论从史出”与历史还原 程光炜指出：“所谓文学史研究，实际是对历史文献的仔细整理和研究，是那种‘论从史出’，而非‘史从论出’的工作方式。”④毫无疑问，《重写》是较为符合程光炜强调的这种文学史研究的学术标准的，该著选择“论从史出”的研究方法并将其一以贯之，既为论述的展开铺垫出坚实的历史基础，又使得最后的学术结论显得自然妥帖，水到渠成。 虽然始终坚持着“论从史出”的原则，但杨庆祥处理历史材料的方法和角度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多种多样的，这首先体现在叙事笔法的使用上。为了将研究的地基建立在可靠的历史现场上，杨庆祥的学术论证往往会从史料呈现开始，让读者顺着史料的脉络进入历史语境之中，叙事笔法在展示具体史料上起到了有力的表达作用。论著的“绪论”开笔即言：“让我们从一个文化事件谈起。2000年，《收获》第2期‘走进鲁迅’专栏刊发了三篇文章，分别是冯骥才的《鲁迅的功与过》，王朔的《我看鲁迅》，林语堂写于1937年的旧文《悼鲁迅》。”(第1页)选取21世纪初一个典型的文学批评案例为切入点，用简洁的叙事笔法加以陈述，从而轻巧而准确地触及了文学史“重写”的话题。这样的叙事笔法在这部论著中比比皆是，第一章开头：“1979年，由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一卷和第二卷相继出版发行，随后在1980年，由唐弢和严家炎主编的第三卷亦出版”(第16页)；第一章第三节起句：“1980年1月15日，作家姚雪垠给茅盾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及茅盾在此前不久召开的‘第四次文代会’上发言中提到的一个问题，即应该重视‘南社’诗人柳亚子的旧体诗。”(第44页)第二章第一节首段：“1988年，有学者这样回忆1985年‘20世纪中国文学’提出时候的情景”(第52页)；第三章第一节这样起头：“在90年代的一篇文章中，陈思和详细回顾了1988年上海‘重写文学史’的发生史”(第96页)。这些叙事文字在各章节开头的屡屡出现，有效避免了那种观点先行、史从论出的阐释模式所具有的以理论强势宰割甚至伤害文献材料的研究弊端，使理论阐发显得更有学理厚度和历史可信性。 上述所举例子还只是涉及各章节开头时的行文，该著在论述展开的过程之中，叙事笔法的使用更是频繁，为了让与问题相关的各种史料充分出场，《重写》“甚至有在某些部分大量铺排这些资料的嫌疑”⑤，不过杨庆祥这样处理的意图在于，尽量不强行介入材料之中，而是努力做到用事实说话，让史料凸现观念，以史料的缀接来推动观点不断前移。例如第三章第二节为“‘新潮批评’、‘文学圈子’、‘重写意识’”，其间引用了吴亮、陈思和、王晓明、蔡翔等人的一些论述和追忆材料，叙事笔法则确保了这些史料的从容出场。论及“文学圈子”，论著写曰：“最早讨论文学‘圈子’这一现象的可能是吴亮，在1986年左右的《文学与圈子》一文中，他对‘圈子’的出现、形成和功能进行了一种社会学的大致描述”(第109页)；后文中，论著又以“为此，让我从陈思和的一段话开始分析”(第117页)一语引出当时像陈思和这样的学者对文学圈子普遍认同的相关史料，紧接着以“这次会议确实如陈思和所言，有很多新鲜的想法，并一直为很多批评家津津乐道”(第118页)的叙述语来引出蔡翔《有关“杭州会议”前后》的旁证史料。不难看出，论著中所引史料是相当充实和丰富的，借助这些丰富史料的陈列，杨庆祥有力证实了新潮批评实践、文学圈子组织与上海“重写文学史”事件之间的内在联系。 其次，在援引史料的过程中，《重写》始终注意尊重并挖掘史料中潜隐的当事人意识，在阐述中尽可能逼真地呈现这些“当事人意识”，以便最大限度地切近现场、还原历史。比如第二章第一节的第一部分论述了80年代初中国大陆现代文学研究界“对海外文学史的批评和‘五四’文学革命权的争论”，《重写》大段引用了王瑶《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随想》和唐弢《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问题》两篇论文中的文字，两处引用加起来有两千余字，而随后对这两个史料的阐释则只有五百字左右。阅读论著中对王、唐论文的大段援引文字，我们不难发现两位文学史家在当时对海外现代文学史中有意拔高沈从文、戴望舒、钱锺书等人文学地位和艺术成就所表现出的不满情绪，这种情绪其实就是以王、唐为代表的老一辈现代文学史家作为当事人而具有的一种历史意识，《重写》之所以在这里重引用轻阐释，让史料尽可能多地出场，阐释者的观点有意识地淡化，只是稍加提点，不作大肆的渲染与铺叙，就是为了尊重“当事人”，以便较为鲜明地凸显“当事人意识”。在《重写》中，如此处理史料和阐释关系的方式是极为寻常的，这种重史料轻演绎的论述模式几乎成为了《重写》基本的话语策略。更为可贵的是，为了立体而全面地呈现“当事人意识”，《重写》常常以当事人为言说中心，从80年代的文化氛围和历史语境出发，对当事人的学术身份、文学史观、历史陈述以及事后的追忆等进行了极为详尽的述写，给人以可感可触的历史真实感，从而能极为深入地领会到“重写文学史”内在的精神脉搏和思想纹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