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哲学思想和历史知识的积累作为批评家主体的方法；没有“社会良知”作为批评价值观的基础和底线，我们的批评家只能是爬行的软体动物，我们的文学批评也只能永远徘徊在低水平肤浅的语言循环之中。这个盘桓在我们文学批评上空的魔咒，这个几十年不被批评界所重视的批评“死穴”，应该得到学理性的梳理了。我们呼唤的是既有“社会良知”，又有深度哲学思想的批评家出现。唯此，我们的批评才能走向真正的繁荣。 几十年来，我们不乏那种有“社会良知”的批评家，可惜的是，他们基本上都是知识储备较少，缺乏深度哲学思考文学现象的写作者。 在对待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的评价上，我们的批评家没有“失语”，而是在反反复复地套用一个现成的理论框架，尤其是自以为新鲜出炉的西方新理论，来套中国的作家作品。这种可悲的现象恰恰证明的是我们缺乏原创的理论，我们不会进行独立性的思考。 无疑，任何文学作品都是作者语言与思想的表达，如果说语言是一种具有艺术匠心的技艺，那么，思想的释放才是一部作品真正的内在力量，不要怪中国20世纪以来没有像俄罗斯文学那样有从“黄金时代”到“白银时代”乃至“苏联时期”的巨匠产生，因为中国新文学缺乏像鲁迅那样的有思想的作家，我们的作家之所以越来越平庸，除了外在的“工农兵方向”制度限制，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作品，尤其是代表一个时代和一个国家最高文学艺术水平的长篇巨制，最缺少的就是从形而下到形而上的哲学提升。且不说西方著名的大作家如雨果、左拉、福楼拜那样在反映动荡社会时的那种高屋建瓴的哲学思考，即便是俄罗斯大作家，几乎无一不是在深深的哲学思考中来创作自己的作品，即使像列夫·托尔斯泰那样的充满着宗教意味的巨著中流露出的对农奴制度的同情与宽宥，我们是不能苟同的，但是他用他的思考附着在语言的技巧之上完成了他自己的哲学命题，使其作品伟大而流芳百世。在俄罗斯作家画廊里(包括苏联时期)，我们可以看到一幅幅长长排列的面影：普希金、赫尔岑、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柯罗连科、布宁、库普林、索罗维约夫、巴尔蒙特、安年斯基、布洛克、伊万诺夫、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施塔姆、帕斯捷尔纳克、马雅可夫斯基、茨维塔耶娃、叶赛宁、索尔仁尼琴……他们的作品首先是以其伟大的主题思想征服了一个时代。当然，我不是强调语言与文学技巧的不重要，而是说，取得语言和技巧比较容易，而获取思想的腾飞却是相对比较难的，除了大量的阅读枯燥的哲学与思想史著作外，还得面对自己的时代做出苦苦的思考，从而确定自己思想价值的坐标，然后再将其融化在活色生香的人物描写之中。所以，任何作品都不可能悬浮在社会生活之上、之外，只能是那个时代社会生活的一个投影而已。以我个人的观点而言，当今中国，我宁愿阅读技巧二三流，思想却是一二流的作家作品，也不愿阅读那些技巧一二流，而思想末流或全无思想的作家作品。当然，既有高超的语言技巧，又有深邃思想的作品才能算是最好的作品，在当今中国文坛，我们只能退而求其次。我们找不到“巨匠”，可以找到“匠人”，但是，我宁愿去寻找比“巨匠”矮一截的文学思想者的作品。 别林斯基的批评从来就是将其社会的责任感和追求真理的勇气置于第一位的，是寻求真理的美学，而非有些人阐释的那样，别林斯基是从某种纯粹美学的分析角度去解析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的。倘若去概括别林斯基美学批评最大的特点，那就是将先进的思想与哲学观念注入对俄罗斯文学的批评之中，以此来聚集一批知识分子阶层，推动俄国的民主革命。其次才是他用艺术的眼光去分析具体作家作品，当然，这些分析无疑都纳入其对社会思潮的解剖当中。 作为19世纪俄国西方派的批评家，别林斯基无疑是俄罗斯文学“黄金时代”的缔造者之一，这个只活了三十八岁的天才批评家，以其敏锐的眼光发现了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屠格涅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一大批代表性作家作品，尤其是他以十二篇评论文章奠定了普希金在俄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特殊的意义。也许像列夫·托尔斯泰那样的文学巨匠不太喜欢他那样言辞激烈的批评家，也许车尔尼雪夫斯基那样的斯拉夫民粹主义者也不喜欢别林斯基那样的自由知识分子，可是老托尔斯泰也不得不在他的身后承认他对俄罗斯文学的贡献。我以为，别林斯基一生最大的亮点就在于他的批评成为俄国第一代知识分子阶层的精神支柱——那种为了追求真理和正义的道德力量和批判风骨。他没有私敌，但是谁要推翻他的信仰，谁要试图颠覆真理和正义，就必定是他的公敌！其实，他与普希金、莱蒙托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为人的性格方面有很大的差异性，但是这并没有影响他对他们的作品进行高度的评价。然而，如果即便是他欣赏和所热爱的作家触犯了文学道德的底线，他就会毫不留情地鞭挞之。作为早期就被别林斯基从重重辱骂中竖起的《死魂灵》的文学旗帜，果戈理受到了别林斯基最大的护佑和褒扬，他们曾经是同一文学壕堑中的战友，但是，当果戈理歌颂沙皇独裁专制与教会时，别林斯基则痛斥其出卖灵魂的行径，他临死前所写的那篇最犀利的檄文《致果戈理》，是其只认真理而毫不顾及友情的知识分子批判意识的典范之作。“是的，我爱你，就像一个与自己国家以血相亲的人，是全副热情爱它的希望、它的光荣、它的尊严，以及带领它走上意识、发展与进步之途的伟大领导者。……你，提倡皮鞭的教士、宣扬无知的叛徒、捍卫蒙昧主义和黑暗反动的斗士、鞑靼生活方式的辩护士——你在干什么？瞧瞧你的立足之地罢，你正站在深渊边上。你根据正教而发你的高论，这我能理解，因为正教向来偏爱皮鞭和牢狱、向来对专制独裁五体投地。……俄国民族可以原谅一本劣书，但不能原谅一本有害的书(按：指果戈理的《与友人通信选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