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014(2013)06-0095-06 追溯周立波的成长史，不难发现：从亭子间到左联，至延安和解放区，最后到新中国，他的转换都是自觉的。在亭子间，左联之雄风似乎风去人走，他却加入左联并成为革命者；在延安，当许多作家遭遇批评时，即使他写出了《麻雀》等与延安气氛不一的小说，他也没有像丁玲一样受到类似的严厉的批评；在鲁艺，讲授外国文学，同样没有人因他传播西方资产阶级文学而对他产生异议。本处于安静之中，他却以《后悔与前瞻》、《思想、生活和形式》等文章来自我剖析与批评，自我确立为改造对象，并引起人们关注。在延安整风运动之后，为了和大众保持一致，他毫不犹豫地以记者身份随王震部队南征北战，并在东北为剿匪和土地革命鼓与呼，进而写下带给他极大声誉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由此可见，他身上已经固有的左翼文学理想和已经付诸于行动并确立的革命姿态，都足以证明他的文学立场与时代立场的一致性。总体来说，他的转换在集体的转换中完成，在集体的排队中，在加入合唱与交融中实现独立。总之，他的每一次转换都可以视为一次历史性事件，其中的根由就是他从一名亭子间作家转换成左翼作家不仅代表他自身这一个体，转换中有随行的大众，只是他的转向总是独树一帜。 一 从自由主义文人转换成革命的鼓动者 (一)亭子间的艰辛成为其转换的契机 1928年为躲避家乡的恶势力，新婚未足一个月的周立波随远房叔叔周扬来到上海，住进了闸北区北四川路恩德里的一个亭子间，从此开始了另外一种生活，这种生活是他一生的跨越。西方文艺素养在此期间养成，加入左联也在此期间，创作也在此起步。最为重要的是，在亭子间里，一个作家成了革命者，一个自由文学者变成了革命作家，恒固的革命意识影响了他的后半生。同时，周扬也成为其后来命运重要的影响因素。而无产阶级革命的火焰在中国大地燃烧时，周立波的创作也受到极大影响，以后的作品《暴风骤雨》、《山乡巨变》等小说的革命姿态如影相随。即便有着后面的变化，与其他亭子间作家一样，周立波对亭子间刻骨铭心。 关于亭子间，周立波在《亭子间里》后记中这样说：“上海的弄堂房子采取的是一律的格局，幢幢房子都一样，从前门进去，越过小天井，是一间厅堂，厅堂的两边或一边是厢房；从后门进去，就直接到了灶披间；厅堂和厢房的楼上是前楼和后楼，或总称统楼；灶披间的楼上就是亭子间；如果有三楼，三楼的格式一如二楼。亭子间开间很小，租金不高，是革命者、小职工和穷文人惯于居住的地方。”[1]多年后，周立波还那么具体地描述亭子间，可见亭子间在他心中留下印象之深。 在描述中，我们可见，亭子间作家的生活相当清苦，基本属于上海社会底层或准底层。而在今天上海残存的“保护”建筑和一些资料中，可以看到亭子间作家和房主人条件的巨大反差。一间仅仅能放置一张单人床和一张书桌，面积仅六七平方米左右，而且既不透风又不见阳光的屋子，近乎蜗居。许多人常常因为贫穷和住宿条件恶劣染上肺病而亡。姚克明对此也进行过考察，他记述道：“亭子间，可以说是石库门房子里最差的房间。它位于灶披间之上、晒台之下的空间，高度2米左右，面积六七平方米，朝向北面，大多用作堆放杂物，或者居住佣人。”[2]在如此条件下，从1928年春天到1937年秋天，除开在上海提篮桥监狱被关的2年半以及回家的3个月，伴随着一帮穷兄弟，如叶紫、戴平万、何家槐、林淡秋、梅益等，周立波在亭子间里写作、生活近7年。同样待过亭子间的还有胡也频、丁玲、欧阳山、草明、张天翼、蒋牧良、朱凡、杨伯凯、韩起、沙汀、艾芜、任白戈、何家槐、吴奚如、叶紫、陈企霞、彭家煌、黑婴、白兮(钟望阳)、徐懋庸、舒群、罗烽、白朗、关露、王实味等，其中大部分后来去了延安或其他解放区，成为周立波后来的同行者。 亭子间是周立波他们在上海谋求生存的据点，除此之外，他们没有任何求居的地方。他们与公务员、职工、教师、卖艺者、小生意人、戏子、弹性女郎、半开门的、跑单帮的、搞地下工作的，乃至各种洋场上的失风败阵的狼狈男女，以及那些做了坏事而在此回避的人们，不得不混在一起。当然，生活在亭子间，不只穷困，也不只身份的卑微，还在于讹诈、抢劫、传染病等笼罩着那里的人们。在这里生存，需要毅力与勇气，因为明天谁也无法预料。在此，所谓知识分子的面子和地位都得抛掷一边。 当然，穷困可能滋生很多东西。正是因为穷困，亭子间作家们面对着生存的困境与地位的卑微，面对社会的动荡不安与国家的危难，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产生一种反叛和抗争意识。他们见证了上海乃至中国1927-1937年间变化。“九·一八”事变、“一·二九”运动、鲁迅逝世、“七·七卢沟桥事变”等等无不震动他们的神经。在骚动不安中，他们加入了左联，而周立波却在加入左联中走了一条不平坦的路。 由于穷困，周立波用一张中学假毕业证考入了上海劳动大学，但好景不长，由于参加飞行集会，他被学校开除。1932年，因参加印刷工人举行的大罢工，贴传单时被抓进了监牢，在苏州监狱一待两年半。其实，在他进监狱前，左联已经成立，他也曾在周扬的指导下加入了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没有直接加入中国左联，但对他的影响很大。对此，周扬在答胡光凡问时说：“一九三○年夏，通过赵铭彝介绍，他和我一起参加了左翼戏剧家联盟，我们跟赵铭彝是在亭子间认识的。”[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