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年轻时就有出国的愿望和可能，但都没有实现。1920年代中期，丁玲在北京“漂”着时，曾经有人表示愿意出资带她去欧洲留学，她有些心动，但因亲友的阻拦而未果。1927年，丁玲的《梦珂》发表，得了二百元稿费，她想用这笔钱去日本留学，因此经人介绍跟冯雪峰学日文，但是，二人未能成为师生关系，却成了恋爱关系，学日文和去日本的事不了了之。1936年，丁玲从南京逃出来，在去往苏区的途中，潘汉年建议她去法国为革命募集资金，她虽然对法国无限神往，但在不明不白地被国民党软禁三年之后，她更急于向党证明自己革命的忠心，所以，还是选择了去苏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丁玲有过几次出国的机会，但去的都是苏联、东欧这些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 丁玲对于英语的态度，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她对以英语为中心的西方世界的兴趣。艾芜回忆左联时期自己在丁玲领导下工作时写道：记得有一次谈到个人的将来，她感慨地说：“我要抽点时间，把英文继续学下去，将来老了，不能创作了，就翻译外国文学书。”①1948年，丁玲参加在匈牙利举行的世界民主妇联第二次代表大会，她在日记中写道：“……我了解了我工作的渺小，我了解了许多人为什么改行。只要会说两句英文就比一个作家有用得多，被看得起得多。”② 丁玲的文学影响，主要是在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以《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得斯大林文学奖为顶点。美国人在1980年代初期感兴趣的是沈从文这样的自由主义作家，丁玲在“清污”中接受记者访问时说：“还有种怪事，30年代某些作家的一些远离人民生活的作品，只要国外有人捧，我们就也有人跟着叫好。”这“某些作家”，至少是包含她所不服的沈从文在内。所以，从扩大文学影响力的角度讲，她对美国乃至西方文学界是不抱多大奢望的。她访美访欧的主要动机，是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历史到了“新时期”，国门打开，丁玲也获得了政治解放，终于有了去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看看的机会。此时，“冷战”结束不久，“冷战”思维尚未褪尽，丁玲这样一个来自于社会主义国家且受尽政治迫害的女作家的出访，当然会引起政治上的敏感，这敏感来自国内，也来自国外。 国内，她的政治对手们在等待着听她在国外说什么，或者直接说，在等待着她在政治上出现什么言语闪失，那将成为他们打击她的重要把柄。甚至在她访美之前，中国作协就已经有人放出风来，说邀请她的“国际写作中心”是拿美国联邦调查局的钱的。 国外，那些“敌视中国人民的外国文人”③、“别有用心的外国记者”④，期望从丁玲口中听到某种叛逆的语言，来作为攻击社会主义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口实。 出去看看的愿望是简单的，但如此“内外交困”的阵势，却使丁玲不能不面临巨大的政治压力。这不仅是一次观光旅行和文学交流活动，而且是一种具有微妙的政治含量的外交行为。丁玲是谨慎的，正如有人所说：“丁玲在参加重要的国际活动前，总要认真了解党和国家的有关政策原则，研究有关情况。”⑤ 她甚至是紧张的，她知道兹事体大，任何一点微小的闪失都将使她万分被动。此时，她的历史问题的结论还是：在敌人面前犯过政治上的错误。她必须把政治上的安全放在第一位，宁可不讨喜、不可爱，宁可被骂、尴尬，也不能在政治上陷入被动，她是输不起的。 这种态势决定了丁玲在国外的发言几乎别无选择。 1981年11月，哥伦比亚大学，丁玲向在座的三百位中美文化界的朋友说：“有个美国记者问我：在那些遭受折磨的漫长岁月里，什么力量使你能够活到现在？我告诉他：一是相信党，二是相信人民，带着党历来对我的教导，我深入人民之中，是人民给了我勇气和力量。人民群众对我的了解和信任，是医治我心灵上隐痛的良药。”⑥ 丁玲在依阿华、芝加哥、普林斯顿、华盛顿、哈佛、耶鲁等大学的讲演，以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一个中国作家的骄傲，充满激情地回答说：“以‘自我中心主义’为最高生活准则的美国人，是不能理解我经历了那么多的不幸，为什么还如此朝气蓬勃？你们大概不理解，我首先是共产党员，其次才是作家。在我遭受不幸的时候，我们党和人民，也都在同样遭受到蹂躏。许多功劳比我大的革命元勋、建国功臣，他们所受的折磨比我更深，我个人的一点损失算得了什么呢？”“一个革命者，一个革命作家，在革命的长途上，怎能希求自己一帆风顺，不受到一点挫折呢？现在我们的国家，正处在大乱之后，疮痍满目，百废待兴，举步维艰。此情此景，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古代的多少爱国诗人，他们长歌当哭，抑郁终生。但我决不能沉湎于昨天的痛苦而呻吟叹息，也不能为抒发过去的忧怨而对现今多有挑剔，我更不能随和少数人那种虽出自好奇心，但忽视全局、轻易做出的片面的论断。我们需要的是同心同德，埋头实干，勤奋学习，奋发图强的精神。现在，我搜索自己的感情，实在想不出更多的抱怨！”⑦ 有的人问：“共产党把你已经整成这个样子了，你怎么还是——或是，就是要整得你只能这么说了？”丁玲的回答是：“不！整我的不是共产党，只是党里作了错事的人！这才是整得我更明白的道理！”⑧ 据丁玲说，当时就有人善意地提醒过她：“在爱荷华大学教中国民族民间舞的、北京去的中国舞蹈学校的教师许淑英打电话对我说：‘阿姨！你的讲话被认为太官气了，好像官方代表讲话，这里人不喜欢听，他们希望你能讲讲自己。’”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