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作品与现实的关联是多面且形式多样的。固然那些直接反映现实的作品，所有的表象和经验都具有可还原性；但能够切进现实内里的，能表达一个时期的更为内在的心理意识的文本，往往不是那些直接表象，而是文学作品的一些情绪，故事性的逻辑结构，讲述故事的方式，甚至一些修辞性的描写。这些东西并非具有现实的直接性，但却可能是真正印下一个时期的精神纹章，隐藏着作家这个叙述主体的心理意识。由此可以让我们把握住这样一些时期的精神实质，这些时期的历史主体的“心情”。 也是因为带着这种认知文学作品的观点，本文去读解王安忆的《长恨歌》，试图发现一些与时代特殊关联的蛛丝马迹，去解开这个时期文学作品与现实关联的方式，也去解开这个时期作家(这个特殊知识分子群体)具有的精神状态——或者说时代意识。当然，我承认我的这种理解方式是被逼无奈，像《长恨歌》这样的名著，已经被经典化，研究谈论它的文章汗牛充栋，谁还有能力有胆量去碰王安忆这样的“海上传人”呢？除了走旁门左道，外埠人如何能走进海上生动奥妙的胡同呢？ 因此，本文选择从“历史的阴面”进入《长恨歌》这部不凡的作品，以期能进到文本的深处，进到那个时期文学的深处，或许也能触碰到当下中国文学的一些难言之隐，这当然是奢望了。文学批评，对于我来说，只是尝试接近作品的一种方式，我相信文学，它会敞开一个世界以及一个逝去的时代。 一 阴面、暗处，何以成为一个问题？ 王安忆在《长恨歌》开篇里对上海的描写，那是与外滩完全不同的上海弄堂的景观： 站一个至高点看上海，上海的弄堂是壮观的景象。它是这城市背景一样的东西。街道和楼房凸现在它之上，是一些点和线，而它则是中国画中称为皴法的那类笔触，是将空白填满的。当天黑下来，灯亮起来的时分，这些点和线都是有光的，在那光后面，大片大片的暗，便是上海的弄堂了。那暗看上去几乎是波涛汹涌，几乎要将那几点几线的光推着走似的。它是有体积的，而点和线却是浮在面上的，是为划分这个体积而存在的，是文章里标点一类的东西，断行断句的。那暗是像深渊一样，扔一座山下去，也悄无声息地沉了底。那暗里还像是藏着许多礁石，一不小心就会翻了船的。上海的几点几线的光，全是叫那暗托住的，一托便是几十年。这东方巴黎的璀璨，是以那暗作底铺陈开。一铺便是几十年。如今，什么都好像旧了似的，一点一点露出了真迹。① 就这部小说的开篇来说，王安忆对“暗”——阴面的、隐性的上海城市面向的描写，实则就是对老弄堂(或者说老上海弄堂)的描写，充满了眷恋和欣赏。她几乎是要拨开光明、亮堂来感知和触摸那些暗影和阴面，也几乎是在这样的时刻，她欣慰地触摸到老上海的魂灵，它真正生生不息的命脉。另一方面，我们也不难体会到，王安忆对新上海——点和线、光和亮的新上海掩饰不住的揶揄。这是执拗地要把两个历史时期重叠在一起的表意方式，是对逝去、再现、到来的应急的思索。 一个是暗的、阴面的、隐藏在光亮底下的逝去的上海，它是有根底的、有历史的、有内涵的上海；因为它不在明处，实则也是幽灵化的上海。王安忆如此坚定执着地要把那个老旧的上海，已经被光亮的华美的上海所遮蔽的旧上海呼唤出来——她知道这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她几乎是运足了底气，要从那“深渊般的”暗处把它召唤出来，这如同是在召唤一个逝去的幽灵。当新上海正在兴起(欣欣向荣)时，王安忆却有些眷恋这个幽灵般的隐藏在暗处的上海。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样的怀旧是何种心理？老旧的上海是如此让人难以释怀？ 《长恨歌》出版于1995年，写作时间应该在90年代初的几年。时间正值上海开发浦东进入如火如荼的阶段，上海大有压倒深圳成为中国经济起飞的龙头之势。但是社会的心理意识变化却远比经济发展来得更为缓慢和复杂，文学作品显然是时代情绪直接的、也是微妙的表达。在时代的深刻变化与上海的发展机遇重叠的时空中，敏感的王安忆当然有自己的领悟。 90年代初，王安忆在她的一次谈话中表白说她的“世界观、人生观和艺术观已经很成熟了”②。陈思和先生据此再加上王安忆“一系列既密集又重大的小说创作”，从中读解出中国当代精神领域一个不容忽视的信息：“在九十年代文学界的知识分子人文精神普遍疲软的状态下”，“仍然有人高擎起纯粹的精神旗帜，尝试着知识分子精神上自我救赎的努力”③。按照陈思和先生的看法，90年代初王安忆完成的三部曲《叔叔的故事》、《歌星日本来》、《乌托邦诗篇》，是在营造“精神之塔”，“及时包容汇集了社会转型过程中各种最主要的或者次要的声音，使这座精神之塔成为个人精神的纯净性与时代精神的丰富性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艺术表现对象”④。陈思和先生是在90年代后期写下这些文字，他对“精神之塔”的向往，也寄寓了当代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对重建时代意识的期许。 一个作家的“精神之塔”的建构无疑是依赖长期持续的创作来完成的，也是由其全部作品的丰厚思想内容、艺术创造和美学风格来呈现的；但所有的整体都是由局部一点点来形成的，某些代表作品无疑更为充分地体现了作家精神性的重要内涵。也是基于此种认识，我试图去看《长恨歌》这部作品对“暗”、对“阴面”的书写，对于这部作品的精神性价值意味着什么？对于王安忆的“精神之塔”的建构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对于王安忆与90年代的社会(现实)又有什么样的关联意义？ 《长恨歌》发表后有一段沉寂，随后口碑暗暗传颂，好评的高潮在2000年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到来。《长恨歌》的获奖评语如是写道：“体现人间情怀，以委婉有致、从容细腻的笔调，深入上海市民文化的一方天地；从一段易于忽略、被人遗忘的历史出发，涉足东方都市缓缓流淌的生活长河”；“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人间情怀洋溢在字里行间，渐渐地浸润出了那令人难以释怀的艺术的感染力”⑤。这里有几个关键词读来颇为值得玩味：“被人遗忘的历史”当指王琦瑶当年寄居于“桃丽丝公寓”的旧上海年代，那段历史已经被新中国的雄健历史所遮蔽；“弄堂文化”也为轰轰烈烈的革命的上海和变革的上海所放逐，故而远离“时代主潮”。这样的“旧上海”只能是从生活长河“缓缓流淌”而来，其美学效果也只能表述为“渐渐地浸润出……”尽管王琦瑶从“旧社会”的上海到了新社会的上海，但她始终是表征着旧上海的生活，她根本就是，一直就是躲在暗处(阴面)，若隐若现，不见天日。她怎么能不被遗忘呢？现在，王安忆以她敏感的天性，以她对文学特有的视角，看到了历史的暗处/阴面，以她“委婉有致、从容细腻的笔调”，呼唤“人间情怀”，呼唤王琦瑶出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