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左的”可以变成“右的” 鲁迅曾借创造社的嘴说：“何况‘呜呼！小资产阶级原有两个灵魂。……’虽然也可以向资产阶级去，但也能够向无产阶级去的呢。”①这确是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心理、处境的恰如其分的表达。用小资产阶级的两个灵魂来形容鲁迅复杂的思考问题的方式、思维也是贴切的。关于鲁迅与创造社、太阳社的论争，根本点即在于两社对小资产阶级作家的批判，他们把鲁迅界定为资产阶级作家或小资产阶级作家，自然鲁迅会受到批判。鲁迅对于小资产阶级灵魂的解剖，也是对自己灵魂的解剖。 在《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中，鲁迅说：“‘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为什么呢？第一，倘若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单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研究问题，那是无论怎样的激烈，‘左’，都是容易办到的；然而一碰到实际，便即刻要撞碎了。关在房子里，最容易高谈彻底的主义，然而也最容易‘右倾’。”②鲁迅说，正因为有黑暗、没有出路才去革命，“倘必须前面贴着‘光明’和‘出路’的包票，这才雄赳赳地去革命，那就不但不是革命者，简直连投机家都不如了。虽是投机，成败之数也不能预卜的。”③革命文学家对未来光明和出路的坚定，也会让他们很容易快速颓唐和失望。革命不是包治百病的良药，更不具有立竿见影的功效。倘若认为革命不需流血牺牲就会成功或者认为革命一次成功之后就可以创造美好人间，这其实是对于革命的误解和幻想。 在鲁迅与创造社、太阳社的论争中，我们可以看到知识分子身心的苦痛，同样可以表述为知识阶级的两个灵魂。一个灵魂是守旧的，右倾的；一个灵魂是激进的欲与时代并进的，“左倾”的。当“左”的激进的思想遇到挫折，自然会回复到知识分子旧的温暖巢中。鲁迅已经预见了一部分知识分子没做好长期革命的打算，只是打算着革命成功后劳动阶级“请他坐特等车，吃特等饭，或者劳动者捧着牛油面包来献他”④，他告诫说：“恐怕那时比现在还要苦，不但没有牛油面包，连黑面包都没有也说不定，俄国革命后一二年的情形便是例子”，如果不明白这情形，“也容易变成‘右翼’”。⑤在这之前，鲁迅就曾说过：“我因此知道凡有革命以前的幻想或理想的革命诗人，很可有碰死在自己所讴歌希望的现实上的运命；而现实的革命倘不粉碎了这类诗人的幻想或理想，则这革命也还是布告上的空谈。”⑥革命不是如革命诗人想象的那般美好，这也正是革命本身该有的样态，如果革命就是革命诗人想象的样子，那说明要么是没有革命要么是革命之后已满足于革命。据冯雪峰的回忆，鲁迅曾对他说：“创造社的人们说，小资产阶级原有两个灵魂，我看也是确实的，你看：既没有和黑暗现状斗争的勇气，又指良心为资产阶级的卑污的说教，说利害又有伤动机的纯洁，于是就只落得空空洞洞地讲‘正确的阶级意识’。”⑦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革命文学家的空洞的主义和说教。 鲁迅曾多次讥嘲创造社的“突变”，难道他相信自己会“突变”？如果就此事问鲁迅，他会说，是变了但又没变。关于创造社的突变，鲁迅有过这样的描述：“那些革命文学家，大抵是今年发生的，有一大串。”⑧“创造社前年招股本，去年请律师，今年才揭起‘革命文学’的旗子，复活的批评家成仿吾总算离开守护‘艺术之宫’的职掌，要去‘获得大众’，并且给革命文学家‘保障最后的胜利’了。这飞跃也可以说是必然的。弄文艺的人们大抵敏感，时时也感到，而且防着自己的没落，如漂浮在大海里一般，拼命向各处抓攫。”⑨早期创造社鼓吹为艺术而艺术，“至少我觉得除去一切功利的打算，专求文学的全(Perfection)与美(Beauty)，有值得我们终身从事的价值之可能性。”⑩到了1928年，成仿吾在《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中认为创造社的特色为浪漫主义和感伤主义，这些都是小资产阶级特有的根性，在相对于资产阶级的意义上，这种根性仍不失为革命的。创造社“是代表着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的‘印贴利更追亚’”(11)。成仿吾号召革命的文学家，“以明了的意识努力你的工作，驱逐资产阶级的‘意德沃罗基’在大众中的流毒与影响，获得大众，不断地给他们以勇气，维持他们的自信！”(12)鲁迅认为成仿吾们的“飞跃”是为了“防着自己的没落”，“如漂浮在大海里一般，拼命向各处抓攫”，意在这些理论并不一定符合中国现实，就被创造社拿来当作革命的招牌和口号。革命文学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是一部浪漫主义的革命幻想史。 “……总之，最要紧是‘获得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这回可不能只是‘获得大众’便算完事了。”(13)鲁迅在这段话中批判了创造社、太阳社对于“革命文学”理解的模糊和相互冲突。获得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和大众，“斗争的文学”，这都是新的社会科学理论。鲁迅虽感到一个大的时代要到来，他也愿意接受这个大的思潮，可是对一切疑虑、也不相信有一个至善的黄金世界的思想使他想自己来了解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学到底是什么，这逼得他翻译和看了几本关于唯物史观的书籍。鲁迅已经预见到一个大的时代要到来，但对于这“大”，他习惯用观察的目光去思考。结果得出，这个必将到来的大的时代也有可能使我们不是从中重生，却是走向死亡。(14)这不啻为一个大的警钟，无疑把对未来抱着无穷希望的革命文学家的梦想涂上了灰色。鲁迅认为“有志于改革者倘不深知民众的心，设法利导，改进”，“则无论怎样的高文宏议，浪漫古典，都和他们无干”(15)。关于革命文学家的“获得大众”，鲁迅惊人地预见：“不过也不能听大众的自然，因为有些见识，他们究竟还在觉悟的读书人之下，如果不给他们随时拣选，也许会误拿了无益的，甚而至于有害的东西。所以，‘迎合大众’的新帮闲，是绝对的要不得的。”(16)获得大众有时就潜藏着大众文化对知识分子精英文化、知识分子精神个体要求的歧视和淹没。别尔嘉耶夫甚至认为：“自由是贵族的，而不是民主的，广大群众根本不喜欢自由，也不去寻找它。”(17)当革命文学家批判鲁迅只知道揭露黑暗却不指示光明时，鲁迅说，革命文学家“欢迎喜鹊，憎恶枭鸣，只捡一点吉祥之兆来陶醉自己，于是就算超出了时代”(18)。时代不可能突飞猛进，人不可能一晚上脱胎换骨，革命文学家的饱满的革命热情哪容得了鲁迅的清醒的“枭鸣”，他们于是便以“落伍者”，“中国的唐·吉诃德”，“忧愁的小丑”，“没落者”，“隐遁主义”，“封建余孽”等来攻击鲁迅。
